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
 
 
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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