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他他推拖说,当前绥远危机四伏,情景危险,作为主席一走可能引起大乱,共产党会乘机而入,那样就更得不偿失了。两位说客见无计可施,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蒋介石又以在广州召开各省政府主席会议的借口,要董其武赴会,还专派一架美国专机,说先去兰州,研究军饷问题,然后再从那里飞广州。

  董其武当然不会上当,又以军务繁忙为名再次推拖。说来恰合,谁料想那架接他的专机途中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弄得蒋介石有口难辩,董其武拒绝赴会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

  蒋介石的一系列阴谋破产后,派出大批特务在绥远加紧破坏、捣乱。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立即要打起来了;傅作义出卖了华北,现在董其武又准备出卖绥远;将来共产党来,老百姓要遭殃,绥远的部队更是要遭殃,不会有好下场等等。

  国民党特务们有恃无恐,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士兵,砸毁了绥远的报馆、门窗、机器、桌椅等,对报社的记者、编辑、工人进行殴打,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绥远的斗争出现白热化程度。

  对董其武手下的官兵,特务分子千方百计策反、收卖,还采取封官许愿的方法,使其反对和平改编,死心踏地为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
 1949年7月,南京政府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到内蒙古包头,请董其武坐飞机前往,商谈军务。

  董其武想到,包头离绥远势力范围不远,这是他向国民党政府索要军饷的好时机。在包头,董其武对那两人说,北平和平解放与绥远有什么相干,可蒋委员长一下子断了这里的给养,这让数万的官兵怎么活?这不是逼着绥远的弟兄们投向共产党吗?

  对董其武的问话,来人无法作答。他们只能向董其武和他的副手孙兰峰、刘万春大谈西撤,说什么,撤到西南和缅甸,才是英雄好汉等无稽之谈。他们还拙劣地实施离间计,对董其武等人分别谈话,达到内哄目的。可他们不知道,这些跟随董其武多年的军官们是不可能上他们的当的。

  为防万一,也为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军饷,董其等人决定,派一支可靠的部队到西部地区驻防,一方面是佯装西撤,另一方面,以此迷惑国民党政府。董其武的这一着果灵验,不久,国民党就拨给了董其武1900两黄金。

  徐永昌、王叔铭返回后,国民党政府又施花招,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目的明升暗降,削掉他在绥远的兵权,取而代之。对此,董其武不相退让,他向国民党政府发了电报,坚决请求辞去西北军政副长官职务。对董其武的坚辞,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中国共产党为加速绥远问题的解决,派解放军部队代表和傅作义部队代表组成联合工作组,来到绥远,全面展开收编国民党部队的工作。此时,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也达到了高潮。策反工作的恐怖活动也在加紧进行。

  7月的一天,董其武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部队发生重大事件的紧急报告──

  原来,绥远的特务看到共产党派人在绥远公开身份,狗急逃墙,顿生杀机。他们乘共产党联络组的人外出之际,在火车站投掷手榴弹,将秘书王士鑫炸伤致死。事后,特务分子又嫁祸于人,制造混乱。

  对特务的罪行,董其武所部的官兵十分气愤。董其武当即把情况报告傅作义。

  然而,毛泽东同志得知后,请傅作义转告董其武说,事情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但董其武尽管放心,绥远问题仍用绥远方式解决,这一方针不变。同时,他还进一步说明,绥远不用军管方式,起义后,由董其武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傅作义来当主席,董其武任副主席。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指示,对董其武部队是巨大的鼓舞,这更加坚定他们了起义的决心,连一些原来曾有过动摇和顾虑的人,由衷感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解放军工作组考虑到董其武的处境,提出对王士鑫烈士善后处理要妥善,不抬遗体游行、示威等活动以免引起在部队引起误会,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对董其武部队经济上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及时给予解决。董其武向毛泽东汇报,因经济困难,绥远部队接收了国民党1900两黄金军饷。毛泽风趣地说,国民党的黄金尽可以收下,不过,这点钱怎么够用呢,我们再设法解决你们的困难,我们是一家人嘛。

  为使绥远问题在开国之前解决,毛泽东在中南海里接见了傅作义,请他亲自前往绥远。毛泽东特意关照薄一波,请人民银行拨给董其武部队15万元大洋,送去了大批的布匹等慰问品。这些对正在进行教育的董其武手下的部队,特别是那些一时傍徨观望的军官,是具有说服力的。官兵们为之欢呼,许多人表示,一定要听从人民政府的安排,投入到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

  对绥远部队中死心踏地跟蒋介石走的人,傅作义与董其武不免为其难,采取了宽容政策,不愿投共产党的,请之出走了事,这样做为的稳定军心,减少麻烦。

  一切就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天前,董其武所部准备正式起义。可好事多磨,没想到,他们又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原来,9月15日,那位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再次来到包头,晋见傅作义,为的是劝说傅作义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在国内造成政治巨大影响和混乱。


  对徐永昌的企图,傅作义予以义正辞严地反驳,申明坚定的政治立场。徐永昌虽然眼看无望,但却以有病需要治疗为借口,赖在包头不走。他知道回去后无法向蒋介石交差,同时他也知道9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召开,傅作义将要出席大会。只要他在包头,就可能拖住傅作义。

  对徐永昌的企图,傅作义和董其武看得清楚。于是,他们请傅作义的部下邓宝珊出面,邓宝珊对徐永昌说,没想到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请多注意,受宜生之托,董主席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医院,请到那里治疗吧。徐永昌听了面有难色。接着,邓宝珊直截了当地说,你也知道这里要举行起义,如果你同意就由你在这里率众起义吧。一听这话,徐永昌立即表示,我的病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就这样,邓宝珊的几句话便将这位说客打发走了。不过,这位死心为蒋介石效命的人,临上飞机时,不冷不热地对送行的人说,现在说谁胜利,为时尚早,3年以后再看结果吧。

  9月19日,董其武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向人民解放军。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回电,代表人民热烈欢迎。

  1949年底,人民政府选举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副主席,兼军区副司令员。

  抗美援朝战争中,董其武原部队组成了23兵团,入朝作战,回国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69军。

  在此之前,毛泽东诚恳地征求董其武的意见。他说,按说你当兵团领导属于大军区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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