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董其武对北平的一举一动都在时刻的的观察和预料之中。他当时的想的只是等待，时机成熟一旦成熟，随时听从傅作义的命令，相机行事。不过，对董其武来说，当时的等待毕竟是焦急的。

　　北平和平解放前，董其武曾多次打电话找傅作义，请示行动，但每次都是傅作义手下的人接电话，告之傅作义先生心情不好，有事以后再说。董其武知道，除了情况复杂，防止意外，傅作义对这一历史的诀择毕竟十分慎重和痛苦，其程度非一般人想象出来。

　　傅作义下定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恰逢董其武乘飞机从绥远来到刚刚宣布和平解放的北平。在中南海，董其武见到了傅作义。傅作义见到他为仅一惊，随口说了一句：

　　"你来干什么，现在这么忙乱。"但转口又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

　　接着，傅作义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的有关情况。

　　董其武问起以后的政治出路。傅作义告诉他，当前，顺应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蒋介石已经人心丧尽，为其当殉葬品，是悲哀的。现在只有站到人民一方来，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才是唯一出路。

　　董其武对傅作义说，北平解放为何不将绥远也包括进去，傅作义告诉他，绥远的问题等见到毛泽东再定吧。

　　临走时，傅作义非同寻常地给董其武留下了一句话：

　　"走人民的道路。"

　　其实，这句话傅作义已讲过多次。不过，天下大乱时，傅作义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董其武当然知道其中的沉重份量。

　　很快，毛泽东着手解决绥远问题。他对傅作义说："北平解放后，我们对绥远手软了，不好再用兵打了。"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不久，在西柏坡，毛泽东向前来的傅作义和邓宝珊进一步说明，所谓的绥远方式，就是让董其武先在内部做好工作，通过派工作组，接通铁路等交通，等待他们认为完全合适的时机，正式起义。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地提到绥远方式，即让国民党的有些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先保持中立，适当的时候，站到人民解放军这面来。他把这种方式，与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用战斗解决问题的天津方式，合称为三种方式。

　　绥远方式不但对董其武是陌生的，对傅作义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人民解放军对某一曾经敌对的特定的部队，整建制地改编，整建制地保留，除个反动分子外，原各级长官基本留任，而对其官兵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不仅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属第一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人民解放军有着巨大无比的胸怀，有着巨大无比的感召力。
　如果说，和平改编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巨大的考验话，那么，董其武面临的考验更巨大。虽然，他对手下的人心中有数，但隐藏在部队内部的亲蒋分子、右派分子，他是不可能一一查清的。

　　北平国共和谈时，蒋介石注意到绥远的未来，采取各种特务手段，加紧活动。因此，绥远改编绝非一帆风顺。即便受董其武信任的军官，对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也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毕竟，历史上他们曾进行反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宣传，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从北平回到绥远，董其武立即到部队巡视，抓紧与人谈话。从各层的军官和士兵中，董其武了解到，部队大多数人比较稳定，倾向和平，愿走归顺人民之路。但是，不少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他们怕不信任，怕不使用，怕算旧帐。有人说，过去，我们与共产党打过仗，这回，共产党能放过吗？

　　在这以前，董其武与共产党人接触有限。但他坚信一条，傅作义的道路没有错，跟蒋介石没有出路。他尽可能地耐心向总部下做工作。

　　向手下信任的人做思想工作，董其武的进展比较顺利，困难的是，蒋介石安插在部队的亲信和特务，暗中大肆破坏，这给和平改编造成很大障碍。

　　由于起义的时机不成熟，为掩过蒋介石的耳目，开始，董其武在公开场合，不便表明立场。未想到事情随之也变得复杂起来，所以，对他尊敬的人私下说，不知董主席的葫芦里不知卖的是什么药，还有人说，董主席可能是脚踩两只船。

　　为使绥远方式获得成功，董其武加紧一一系列扎实的工作。他在绥远建立革新运动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进报刊宣传等。在部队中成立了督训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成立革新学院，培养干部。他利用这个学院将掌握在册的国民党特务全部集中起来，对其监控、分化。

　　对南京国民党政府，董其武表面上仍然按过去方针办事。不过，没有多久，蒋介石终于发现了问题，他们先停发绥远部队的经费，命令部队西撤，以达到将董其所部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隔离的目的。

　　蒋介石的行为在董其武的预料之中，不过，这正造成下属和部队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部队西撤的命令，董其武当然不能执行，他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了两条"正当"理由回绝，一是绥远形势稳定，不必西撤；二是部队大部分是绥远人，如西撤可能引起跳跑，后果十分严重。

　　董其武的理由，令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无可奈何。

　　对此，蒋介石未就此甘休，他派两位在南京政府任职的绥远籍的官员去见董其武，说服董其武与他们一起去南京，晋见蒋介石，面商军务大事。董其武知道这是蒋介石有鸿门宴，他他推拖说，当前绥远危机四伏，情景危险，作为主席一走可能引起大乱，共产党会乘机而入，那样就更得不偿失了。两位说客见无计可施，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蒋介石又以在广州召开各省政府主席会议的借口，要董其武赴会，还专派一架美国专机，说先去兰州，研究军饷问题，然后再从那里飞广州。

　　董其武当然不会上当，又以军务繁忙为名再次推拖。说来恰合，谁料想那架接他的专机途中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弄得蒋介石有口难辩，董其武拒绝赴会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

　　蒋介石的一系列阴谋破产后，派出大批特务在绥远加紧破坏、捣乱。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立即要打起来了；傅作义出卖了华北，现在董其武又准备出卖绥远；将来共产党来，老百姓要遭殃，绥远的部队更是要遭殃，不会有好下场等等。

　　国民党特务们有恃无恐，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士兵，砸毁了绥远的报馆、门窗、机器、桌椅等，对报社的记者、编辑、工人进行殴打，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绥远的斗争出现白热化程度。

　　对董其武手下的官兵，特务分子千方百计策反、收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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