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妙语集萃

1.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著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2.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著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著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著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著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周恩来

（1898～1976）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1910年秋于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小学。1913年8月进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特别奖。9月赴日本求学，参加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1919年回国后即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此时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1920年1月因领导爱国学生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7月出狱，在狱中增强了革命意识，从此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支部书记。1924年8月回国，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周恩来在三个月的任期内，曾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军校的政治工作。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职务，对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新的革命武装；以及推进北伐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1926年12月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后代理中央常委工作。国共两党全面分裂后，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分，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一起于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又称紧急会议），周恩来增补为常务委员。1928年1月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基本正确的“六大”路线做了很多工作。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在白区坚持工作三年，这段时期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主要贡献是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秘密工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保卫工作，保证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对红军建设和作战方针都提出过重要意见。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经验。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7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2月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主张，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后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职务，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周恩来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贯彻执行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半年时间就在西北基本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的局面。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并和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举行多次谈判，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山西，与阎锡山商议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原则、活动地区；发动平型关战斗并获大捷；促使国共合作进行忻口会战；并及时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领导第三厅开展深入人心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长江局恢复和建立河南等十三个省的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开辟了中国南方的共产党工作。在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由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国共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后，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反共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周恩来及时转变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提出一套坚持隐蔽精干方针的原则、方法，在使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团结民主人士，开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军事调处。

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国统区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展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在亚非二十九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