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苦撑危局

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苦撑危局，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都是不可想像的。

“胞波”情谊被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涉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奈温还说，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他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苦撑危局耗尽心血

1967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如：

——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1970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使中国与突尼斯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1967年11月7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区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1968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摘自《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