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揭密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过去已经47年了。最近，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谷正文在台发表谈话，证实这一空难事件确系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暗杀周恩来所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我国政府为了广交朋友，扩大国际影响，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国代表团人员。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印尼首都万隆。下午6时30分，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以北100海里的上空时，突然从行李舱传来一声巨响，飞机爆炸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坠入海中。机上三名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五名中国记者和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名波兰记者、一名奥地利记者以及机组其余人员全部遇难，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般地获救。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周恩来总理因临时赴缅甸访问改变行程没有乘这架飞机，才得以幸免于难。

　　事件发生后，举世为之震惊，各国舆论哗然。4月12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决不是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蓄意制造的谋杀，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彻底追查，尽快破案，将特务分子逮捕法办，并向香港方面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而台湾的国民党则极力否认，加上香港当局没有抓获“凶手”，所以，47年来，这件暗杀周总理空难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海峡两岸的历史悬案。

　　最近，当年任职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并参与策划之事的谷正文，终于站出来打破“沉默”，坦承是国民党主谋放的炸弹，他说，参与此事的赵斌丞和陈鸿举两人已经过世，如今他说出事情真相，台湾官方一定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甚至攻击他疯言疯语不足为信。不过谷正文还是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就是事实，我不想将这件事带进坟墓。”

　　50万港币收买了清洁工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台湾特务组织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万隆开会，认为专机在香港加油短暂停留期间，是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绝好时机，于是决定趁此炸机。执行这次暗杀行动的，一个叫赵斌丞，是台湾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机，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组员叫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往香港从事颠覆的特务。

　　赵、陈两人进行了密谋，制订了暗杀计划，即：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安放定时炸弹，时间一到，炸弹在空中爆炸，飞机和乘客都被炸得灰飞烟灭，同时犯罪证据也将被炸毁，即使大陆怀疑是台湾干的也毫无办法。为确保暗杀计划执行成功，两人认为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放炸弹的人，这个人既能接近飞机，又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赵、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后，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单身，有个嗜赌如命的父亲。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卫生，有条件接近飞机，鲜少引人注意，赵、陈两人比较满意。

　　赵、陈两人找到周驹，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许诺只要把炸弹放上飞机就给周50万港币。周驹在重赏之下，接下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罪恶勾当。

　　赵斌丞与陈鸿举安排妥当后，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作了汇报。毛人凤一听，觉得计划可行，事成可以立一大功，就同意了。当时赵、陈两人怕奖赏金额过高，遭毛反对，不敢向毛人风提起50万港币酬金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央请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出马为50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听了计划之后立表赞成，他认为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的工作，况且暗杀计划天衣无缝，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事成还可借此给香港政府施加点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特务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

　　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就带周驹住在旅馆，并将他的父亲扣作人质，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周驹炸药外，同时还教会他如何使用，并就暗杀计划细节反复进行了演练。

　　炸弹藏在牙膏中混上飞机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机场上班，携带台湾特务交给他的炸弹顺利通过例行检查。

　　他带的炸弹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为应付机场的安检，炸弹特别做成牙膏模样，由于机场允许工作人员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具，因此，周驹带炸弹通过安检时，没有被查出来。

　　4月11日早晨，周驹负责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团乘座的来香港加油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内心十分紧张，但表面上却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出，在打扫“克什米尔公主号”机舱时，他钻进行李舱安装了定时炸弹，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其实周驹在与台湾特务商量退路时，就提出躲在陈纳德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那么狭小的空间能藏人，而且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当天上午，陈纳德的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飞机停稳后，周驹突然从飞机上跳了下来，引起一阵骚动。保安司令部设在机场联合检查处有一位姓赵的上校，抓住周驹，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谷正文获知是周驹提前到了，来不及吃中饭，立刻带了两人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到机场时，姓赵的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周驹，吵嚷着从飞机上“跳”下来属违法，一定要严办。

　　谷正文担心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惊动媒体，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周驹绝对不能曝光，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后来这位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回周驹后，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人凤才向蒋介石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生气，还褒奖有嘉，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没有什么不好，因此签下9000元美金，犒赏有功人员。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一反常态，对这起重要新闻，三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几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我国政府的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查出系周驹所为，但凶手已不知去向，后来其父在案情曝光后由台湾特务安排偷渡到台湾，父子俩改名换姓，至今仍逍遥法外。由于凶手没有归案，案情的来龙去脉仍是个悬案。

　　大陆事前曾得到确切情报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在飞机上？大陆怎么知道台湾参与了此次炸

　　机事件？而且判断如此正确？台湾情报系统对此一直迷惑不解。

　　其实，早在4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密报，称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我代表团的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传来进一步的详细情报：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周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4月9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10日上午9时30分，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请他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11日凌晨1时30分和上午10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又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该经理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周总理原定也乘座这架飞机，后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决定改乘专机从昆明经仰光飞万隆，而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记者和三位国际友人，仍按原定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于4月11日经香港飞万隆。

　　周总理能逃过此劫，一方面是因为接到缅甸和印尼总理的邀约，临时改变了行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公安机关提前获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