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