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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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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