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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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李世民(599.1.23—649.7.10)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史称唐太宗,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自幼习武,善骑射,尚武略,临机果断。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10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从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提出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夜以钲鼓相应的疑兵计。时值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十三年 ,隋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各地豪强割据郡县,隋王朝土崩瓦解,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乘机起兵,世民积极参与谋划,起了重要作用。六月,与其兄建成率兵攻西河(治今汾阳),首战获胜 ,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于七月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 ,进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克其城。九月,军至河东(郡治今永济西南),力主急速进军长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军西渡黄河,顺利占领渭河以北地区,各大族豪强纷至军门投效,数支农民起义军亦来归附,兵力迅速发展至13万人。十一月,会诸军攻克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世民被封为秦国公。十二月,率兵大破陇右割据势力薛举所部10万人于扶风(今陕西凤翔)。次年正月,任右元帅,与左元帅李建成督诸军十余万人,趋东都洛阳。四月,进抵洛阳,遣使招谕,守军不应。世民认为关中新定,尚未巩固,悬军出战,虽能夺取东都,也难固守,遂引军还。料定隋军将乘机追击,即设伏于途,大破隋将段达追兵,置新安、宜阳二郡(治今河南新安东、宜阳西)而还。

  唐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六月,李世民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秦王。七月,任元帅,领兵进击薛举父子。因部将轻敌,遭薛军袭击,败于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八月,薛举卒,其子仁杲袭位,世民再次率兵进击。兵至高墌(浅水原东北),以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养精蓄锐,与薛军相持60余日。十一月,薛军粮尽,将士离心,遂遣将列阵浅水原,诱薛将宗罗睺出战,自率大军出其后,前后夹击,一举击溃十余万薛军,迫使仁杲出降。因功拜太尉,节度蒲、陕、河北诸总管兵。二年正月,出镇长春宫(今大荔朝邑镇西北),后加左武候大将军。九月,割据代北的刘武周引突厥兵攻占并州(治今太原西南),河东(泛指今山西南部)唐军屡战失利,关中震骇,李渊欲弃河东以守关中。世民谏阻,请战出征。十一月,率兵东渡黄河,进屯柏壁(今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对峙。针对宋金刚兵精将猛,但孤军深入、军无蓄积等情况,采取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治今汾阳、隰县)以冲其心腹的待机破敌方略。至三年四月,宋金刚因粮尽退兵,遂乘势穷追,昼夜兼程200余里,交战数十合,于介休(今属山西)大败宋金刚,收复太原。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

  是年七月,率师攻讨割据洛阳的王世充,先分兵扫平洛阳外围,后于四年二月进围洛阳城。三月,河北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应援洛阳。世民果断分兵,以一部继续围城,自率骁勇3500人扼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窦建德。相持月余,建德数战不利 ,将士思归,世民又遣将抄其粮运。五月初二,诱建德出战,唐军按兵不动,待其气衰,发兵破阵,一举歼之,俘获5万人,擒窦建德。回师洛阳迫降王世充。为唐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十月,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

    不久,窦建德旧将刘黑闼据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反唐。十二月,世民奉命攻讨。五年三月在洺水(今洺河)大破刘黑闼,黑闼率残部北走突厥。四月,世民引兵南下,进击降唐复反的兖州总管徐圆朗。至七月,连克十余城,胜局略定,自还京师。江淮起义军首领杜伏威慑于世民兵威,降唐入长安。十月,世民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唐初,北方突厥不断南下攻掠唐境,长安受到严重威胁。高祖欲迁都避战,世民劝止。此后,开始进行消除北方威胁、统一北部地区的战争。七年秋,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众自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南下。世民率军至豳州(治今陕西彬县),与突厥遭遇,见众寡不敌,乃冒雨率百骑至突厥阵,责其负约,并施反间计,使突利、颉利互相猜疑不战,引兵退去。八年,加中书令。九年六月 ,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其兄建成、弟元吉,夺得皇位继承权。八月,即帝位。颉利、突利乘世民新即帝位,再次合兵十余万入侵,逾泾州,进抵渭水便桥(今咸阳西南)北,威胁长安。太宗亲率6骑至渭水南岸,责颉利负约,随后诸军继至,同时又赂以金帛。颉利见唐军有备,遂请和结盟,退兵。世民利用休战时期,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亲自训练将士,提高军事素质,加紧作灭突厥准备。贞观二年(628),乘突厥内乱,攻灭依附突厥的梁师都;同时,抚慰突厥北面的薛延陀部,册封其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以孤立颉利,对突厥构成南北威胁。三年,遣兵部尚书李靖、并州都督李绩等率兵分道进击突厥。四年二月,大破突厥于阴山,俘获颉利。随后 ,将突厥降众十余万口安置于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置都督府,任命其酋长统领。同时,将大批突厥贵族迁至长安,封赐官爵,官至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基本上消除了自北朝以来突厥对北方边境的威胁。 平东突厥后,声威远震,北方诸族多归附,尊太宗为天可汗。不久,世民致力开拓西部地区。九年,遣特进李靖率兵击吐谷浑,扶助亲唐政权,后以弘化公主和亲。十四年,遣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灭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护府,并置庭州。继而与吐蕃和亲 ,以文成公主嫁与赞普松赞干布。十八年,以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灭焉耆。二十二年,遣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率军攻灭龟兹。确立了唐对西域的统治。

  李世民在位后期,薛延陀汗国势力逐渐强盛,多次南攻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太宗连续遣将击败之。二十年,命特进、英国公李绩率兵至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支)北,平薛延陀。至此,“北荒悉平”。铁勒诸部均请求内附,太宗诏置6都督府7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于漠北开驿路,称“参天可汗道”,密切了唐朝与北方部族的往来。晚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亲征辽东,不胜退兵。二十三年五月病卒。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备。精于战法,善于运用骑兵,出奇制胜。临战身先士卒。统军驭将,恩威并用。对降将和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兼听纳谏,文治武功均有建树,世誉“贞观之治”。世民用兵之要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有记载。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分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优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谋划。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李世民认为,知被知已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哀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生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消敌锐气,断改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仁杲传》)经过60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万溃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喉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介休之战,他令李世绩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世绩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资冶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反对犹像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突破竹之势,穷追猛打,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喉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资冶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资冶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资治迈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帝苑》卷下《阅武篇》)。同时,又反对穷兵默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联之甲兵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十二月)。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语之间,何足介意!”(《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贞观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议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资治通签》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时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联必不为”(《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贞观二年(628年),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书》卷二一五一《突厥上》)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原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世绩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卷六十七《李绩传》)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绩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听说李绩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绩吃,事后使李绩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太宗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分见《帝苑》卷上《求贤篇》、《审官篇》),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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