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1893.12.26—1976.9.9)，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字润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今韶山市)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秋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革命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4年就参与领导国共合作，并在1926年3月，针对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后的形势，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工农群众，以武力给国民党右派坚决的回击。同年5月和翌年3月，先后在广州、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积极领导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和将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于7月4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武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同彭公达一起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会后，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任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制定了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1927年9月领导和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率领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寻求立足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开始探索中国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进军途中，于29日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各级组织，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同年10月下旬，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通过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12月底,为工农革命军明确规定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1928年1月初，率部南下遂川，召开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3月，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后经逐步修改、补充，发展成人民军队长期遵循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月,率部接应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后，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该军中共军委书记、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红军第4军前委书记。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与军长朱德一起总结并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同时指挥部队击退湘赣两省敌军发动的多次“进剿”和“会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发展土地革命。同年10月、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分别总结了井冈山地区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经验，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长期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条件，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1月,为打破敌军“会剿”和严重经济困难，与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苏区。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精神和创建红军以来的基本经验，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2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建军原则,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决议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起著长期的指导作用,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去促进全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理论标帜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的形成。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军第4、5、6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成立共同前委,任前委书记。8月，同朱德率领红1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底至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三次调集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他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指挥红军有计划地实行战略退却,待敌深入根据地后，在其兵力分散、部队疲劳、士气沮丧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各个击破，打破了国民党军连续三次“围剿”，使组成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苏区连成一片，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这期间，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得到完成。1931年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1934年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之江口圩会议，拒绝了他提出的向敌统治力量薄弱，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和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方针。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又对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免去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仅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3月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之后,9月,又集中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红军连续遭到严重挫败并陷入日益缩小的包围圈。国民党军推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他随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红军长征冲破重重阻拦，渡过湘江后，在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他说服一些中央领导人，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的计划，改向战斗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军阀统治的贵州进军，使红军摆脱了险境。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捩点。会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从1月至5月，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随后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指挥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拒绝张国焘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1军、红3军(即红1、红3军团,后整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与红15军团会师。11月，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政治委员。继而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妥协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上他根据全国形势和中共的总政策，提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会议肯定了他的意见，作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准备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回师陕北，并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陕甘宁西部边境地区西征，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0月组织指挥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于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11月中旬，指挥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安事变发生后，同周恩来等推动事变和平解决,为后来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同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是一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他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著重强调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形势下，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提出中国抗战应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坚决抗战的主张，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应以创建敌后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8月25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时组织八路军主力由陕西三原、富平地区先后出发,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根据日军占领山西大同后的形势，判断日军必取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和战略中枢恒山山脉的战略企图，决定变更八路军原定战略部署，将集中部署改为分散配置，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的姿态。并要求在日军占领整个华北后，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10月，指示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忻口、太原战役，在日军之翼侧和后方积极钳制与打击敌人。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后，于1938年2～5月，先后致电项英、陈毅，指示加紧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指出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其主力应首先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分兵一部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北渡长江开辟江北地区。同时指示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坚决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从而先后在华北、华中创建了多块抗日革命根据地。

　　1938年5月，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9～11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会议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同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改变了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渐转移主要兵力打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大搞反共磨擦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击日军的“扫荡”、“蚕食”、“清乡”和“封锁”，并号召全国人民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而奋斗。1939～1941年间，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之下，为中共反对顽固派的斗争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为了打破日伪顽军对抗日根据地军事上的夹击和经济上的封锁，他从1941年起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发展群众武装，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44年5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著重总结1931～1934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确认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也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45年4～6月，在延安主持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并以抗日战争的新经验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大会确定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8月，在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的同时，同朱德等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北的抗日人民武装实行战略反攻。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其间，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解放区都得到很大发展，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5年8月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为了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作充分的准备，与刘少奇等按照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组织10余万兵力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领导调整中原、华东、华北等战区的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调整组织体制，改善指挥关系；下令全军立即开展广泛深入的群众性大练兵，从而使人民解放军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组织指挥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进行坚决的自卫还击。经过他的正确指导和中共谈判代表的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定。1946年6月，蒋介石以重兵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他领导人民军队实行积极防御、内线歼敌的方针，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并在不断总结各战略区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相继于9月和10月作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的指示，在作战指导上规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强调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并要求平均每个月歼灭敌军8个旅左右。从1946年6月起,人民解放军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1947年3月，和周恩来、任弼时主动撤出延安后，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指挥机关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6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适时抓住有利时机,作出转入战略反攻的决策。部署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挺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集团从晋南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陈(毅)粟(裕)野战军挺进豫皖苏边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指导各战略区进行了近20个重大战役,先后共歼敌60余万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使人民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标帜著战争形势的根本转变。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军事方面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同年冬至1948年夏，领导人民解放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提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并把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并重申在五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从当年9月至次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济南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近200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善于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领导制定正确的战略、战役方针,严密地组织战略协同,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同大规模的阵地战、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把军事打击同政治争取等紧密地相结合，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1月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以和谈骗局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的阴谋，宣告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在论述军事问题时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可采用三种方式：即以战争方法解决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改编方法解决的北平方式；有意识地保留部分国民党军，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并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和生产队，赋予人民解放军参加新解放区和全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4月21日，与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的独立和完整。同时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随即又部署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和远距离追击的作战方针，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至1950年6月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残余部队。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主席。1950年1月开始，指示各野战军先后抽调150余万兵力，在新解放区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企图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的伟大群众运动。在以他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创造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经验。1952年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建军的高级阶段,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继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56、1969、1973年分别当选为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同周恩来、朱德等根据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解放军全面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著手建设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陆续成立了各种军事院校。明确提出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相应的最新战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作战能力的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强调要研制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发展国防科技事业。要求部队实现正规化，实行统一的指挥、制度、编制、纪律和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强调必须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1965年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后，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干涉、控制和侵犯中国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了全面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一生，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关于武装革命的道路和建设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问题，创立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是创立这一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主要军事著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