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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

    左权(1905.3.15—1942.5.25),原名左纪传,字孳林,号叔仁,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东冲铺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痛恨贫富不均的旧社会.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少年左权怀著极大义愤,写下“毋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贴在背上,在村里四处宣传。他还邀集同学们书写和张贴反帝标语,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左权的爱国热情,使村里的群众深受感动。

    一九二一年夏天,左权在族人资助下,考入醴陵渌江中学学习。渌江中学原名渌江书院,最初建于末代,是湖南著名的学府。五四运动后,革命的新思想在这里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成立了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左权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活动,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九二三年冬,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陆军讲武学校(又称湘军讲武堂),程潜派人到湖南招生。左权和三哥左纪棠积极应考。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和张际春等二十余人去广州,先在军政部大本营当兵,三月,参加了陆军讲武学校开学典礼,开始了紧张的军校生活。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创建后,在周恩来建议和帮助下,左权等一百八十余名同学转入该校,编入第一期学习.左权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时,左权是负责人之一,他在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左权随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不久,又参加了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左权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十月,在第二次东征中,左权在程潜部任卫队营连长,忠于职守,不怕牺牲。十一月,他被选拔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左权在苏学习期间,勤奋刻苦,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目,必一一阅读,并标出要点。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战术作业也很出色。因此,他深受教员的器重和同学的称赞,被誉为最进步,最诚朴、最出色的学员之一。

    一九三○年春,左权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陆军大学毕业,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等秘密回国,经满州里抵达上海。不久,党中央派左权到江西中央苏区做军事工作.行前,他将在苏联学习时使用的一部分书籍寄回家中,并写信表达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乡,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五月,左权经厦门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邓发到闽西传达会议精神,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合并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不久,左权又奉命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参谋处长等职,参加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全军一万七千余人毅然投钊人民的怀抱。

    宁都起义爆发前,朱德同志曾接见了前来向中央请示的二十六路军党组织负责人,并在瑞金叶坪红军司令部主持召开了军委会,左权和叶剑英、王稼祥、刘伯坚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对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作了详细分析和部署。会后,中央军委派左权和王稼祥、刘伯坚等和二十六军进行联络和指挥起义工作。

    起义胜利后,部队开进苏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五军团红十五军,党中央派左权任该军政委。

    当时,起义部队中的军阀主义相当严重,许多军官以打骂,训斥、惩罚作为管理士兵的手段.左权到任后,坚决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将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带兵方法,反覆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教育,并抓紧党的建设,依靠士兵中的积极分子,向各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强调要尊重人格,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实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这对整肃军阀主义残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左权十分注重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常和干部,战士们在一起谈战斗、谈学习、谈生活。左权的知识很丰富,谈话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到战略战术,无所不谈。有时,他还讲起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冒著严寒同敌人作战的故事。他讲话生动、形象、风趣、很有吸引力.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战士们都高兴地聚拢过来同他交谈,官兵之间十分亲热。左权诚恳、坦率、和蔼、俭朴,给指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奉命攻打赣州,左权率红十五军参加作战。不久,毛泽东在赣县江口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前线紧急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组成东路军,攻打福建漳州。左权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接受了重要任务。

    漳州,为闽西军阀张贞的老巢。四月初,红十五军担任侧翼,经长汀,上杭,进攻龙岩七日,左权等率部队将驻守龙岩小池的敌前哨补充营及民团全部歼灭,解放了龙岩城。接著一鼓作气,乘胜突破南靖、天宝防线,歼敌一四五旅大部。二十日,胜利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战斗结束后,左权率红十五军在南靖、天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使红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又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

    不久,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左权已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职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协同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担负全军的先遣任务。左权的工作极为紧张,每到宿营地,别人都休息了,他却带领参谋们勘察地形,部署警戒,了解部队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去电汇报,考虑和安排第二天的行军作战。

    红军在赣南突破敌人第一、二道封锁线后,广东军阀急忙从韶关赶来,准备在乐昌一带沿粤汉线堵截我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左权指挥侦察部队迅速控制了乐昌一带的铁路、车站及附近的九峰山要隘,保证了方面军安全通过了敌人又一道封锁线,到达湖南宜章。

    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放弃北渡长江,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红军进入贵州后,首克黎平,继而朗施秉城方向挺进。接连几天的急行军,许多同志的鞋底全磨透了,脚上起了血泡。二十五日,天刚擦黑,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和战士们一到宿营地便躺下睡熟了。左权派通讯员找来了刘忠,“你们很辛苦,”左权严肃而又体谅地说:“应该好好睡一觉,但现在客观情况不允许。你必须带侦察队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城东山,弄清敌情,立即向我报告,并相机占领施秉城。”

    刘忠考虑部队连续行军,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两个小时再走。左权果断地命令道:“不行!必须马上出发。如果我们的指挥员稍有二丝的疏忽,就会无益地丧失成千成万的生命,就会放过消灭敌人的良机。记住,这是关系到全军行动的问题。”刘忠看到左权被雨水淋得湿透的军衣,红肿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毫不迟疑地带领侦察排和便衣班连夜出发,急行军九十里,天亮前向施秉城发动突然袭击,敌人万万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慌乱中六部被歼,剩下的做了俘虏。这时,左权率领的前锋部队开进施秉城,准备新的战斗。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布署。五月,红军到达四川泸沽一带,左权根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命令,与刘亚楼率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及军团侦察连穿越小相岭,经越隽朝大树堡方向活动,钳制和吸引大渡河对岸富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在越隽城,左权命令全部释放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中的数百名彝族百姓,并亲自同彝族代表淡话,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二十六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第二天上午,左权和聂荣臻等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工作。之后,左权率红一军团一部与刘伯承、聂荣臻沿河而上,胜利攻占了泸定桥。

    在长征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左权清楚地看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看到了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五年三月,在遵义附近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左权谆谆叮嘱警卫人员,要认真练奸枪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七月,红一军团在毛儿盖召开团政委以上干部参加的政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左权在讲话中,热烈拥护党中央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他要求各部队积极贯彻党中央决议,抓紧时间筹粮,为过草地做好准备。当部队到达阿坝,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左权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率领部队继续北上,圆满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左权非常关心党中央的安全,亲自命令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肖忠渭,带领警卫连、工兵连到吴起镇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十一月,左权率红一军团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敌军一○九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六年五月,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中央军委决定由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与聂荣臻政委一起率部西征。他们指挥红军横扫三边,在甘肃会宁地区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在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三个旅,取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大捷。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指挥部副参谋长,随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健儿誓师出征,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从此,他参预指挥了我八路军许多主要战役,并领导了我军建设工作的规划,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九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山,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对敌作战计划。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旗开得胜,在型关全歼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千余人。在前线,左权亲眼目睹了祖国大好河山横遭践踏,骨肉同胞饱受凌辱,心情深为悲愤,他大声疾呼: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的惨祸巳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只有奋起抗战,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决心。他写道:“……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了光荣的成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亦极表好感。他们都喊著:‘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路南侵,锋芒直指风陵渡。为了稳定华北局势,坚持敌后抗战,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和军事力量配备等问题。朱德、彭德怀、左权、薄一波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左权根据抗战中敌强我弱的特点,提出了打日寇也必须吸取红军在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以四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两路进攻临汾。朱德、左权率总部朝晋东南山岳地带转移。二十三日,部队到达安泽县古县镇时,与从东阳关西进之敌一个旅团突然遭遇。这时,总部只有两个警卫连,情况万分危急。为了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晋南友军和群众安全转移,左权指挥警卫连与敌短兵相接,激战四日。有一次,他率一个警卫班与三百多敌人骑兵周旋了两个多小时,保证了朱总司令和总部机关的安全。不久,他亲率警卫团参加战斗,协助朱总、彭副总司令粉碎了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这次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左权很重视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各界人士,扩大我党的影响,增强抗日的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晋东南地区国共两党抗日部队统一对敌作战计划。会议中,左权同国民党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等亲切交谈,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我党的抗战方针。

    对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左权根据党的一贯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六个军在日寇的配合下,进攻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和八路军,造成震动全国钓“十二月政变”。同时,胡宗南祁也向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一九四○年春,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八路军总部,气势汹汹地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左权在接待他时耐心而严肃地指出:八路军的根据地是我们用鲜血从日寇手中夺来的,你们不是要地盘吗?有的是!请你们把日寇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如果你们进攻根据地,我们是要自卫的,希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八路军同心协力,团结抗战。但朱怀冰执迷不悟,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继续向我发动进攻。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三四四旅为主力的太南部队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太南、豫北地区的反顽斗争。三月五日,左权来到陵川,指挥第二纵队所属部队组织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经四天激战,共歼灭了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两个整师及其它游杂武装万余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预备命令,指挥八路军于八月开始,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指挥部——武乡县砖壁村奶奶庙里,左权每天晚上端著蜡烛,面对墙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细心地察看,精确地标明我军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位,研究怎样才能更有效地破击敌人重要交通线上的桥梁、隧道、车站。他完全沉浸在这次战役的计划中。八月二十日午夜,左权虽已成竹在胸,但仍为今后战役的发展而焦虑,吃不好,睡不下,在屋里和院中徘徊。等捷报传来后,他更加忙碌于不断研究战况,以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左权与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务部队,指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二十日晚已开展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十二月三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它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胜利的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以有力的支援。左权写了《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分析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

    一九四一年,日寇为了及早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出兵力进攻南洋和苏联,于是将其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伪军的全部集中到解放区战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左权指出:“一九四一年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在这极端困难的时期里,左权一面辅佐彭德怀指挥华北抗战,同时,进行了大量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军事论著《战术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军事理论的原理》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左权主持了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对抗战新阶段的我军后勤供应工作进行了详尽具体的论述。这次会议,对于坚持敌后抗战和我军部队建设,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一九四一年三月,经过周密的准备,左权又主持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作了《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的讲话,对各种情况下,特别是作战时的后勤工作作了认真说明。朱总司令对左权的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在后勤工作、参谋工作方面有许多建树,在军事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这是针对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而提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元旦刚过,左权就在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召开了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认真贯彻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他说:“财政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因为一年多了,我们领不到军饷和弹药。几年来坚持残酷的战争,使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有很大消耗,人民负担更重了。”他叙述了目前财政开支的状况,从服装、小米、步枪、子弹算到笔墨,纸张、电池。他说:“这一切都是老百姓发给我们的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坚持更残酷的战争,就必须坚决地实行精兵简政,更好地开展节约运动,生产运动……”接著,他对怎样开展节约运动,从小自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到大至要求每个指挥员、战斗员在战斗中,应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等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归结为:“总之,一切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左权还撰写了《坚决执行精兵政策》一文,全面论述了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和意义,说明了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中的各种问题,规定了安排处理编余人员的具体办法。

    在日寇的频繁“扫荡”,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八路军总部发布指示,号召抗日军民加紧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提出每年生产三个月的粮食,蔬菜全部自给,一切办公费自行解决。左权捐出了自己的全部津贴,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野果,节衣缩食,过著极其艰苦的生活。在左权领导下,干部、战士在驻地附近的清漳河沙滩上开荒。他和罗瑞卿同抬一只大筐,并向大家呼喊鼓动口号。经过大家的努力,总部机关开垦出数百亩土地,种上了各种秋季作物。他们又在清漳河边用大石头筑起了拦洪坝,挖掘了几道水渠,把河水引进田里。在庆祝开荒胜利的联欢会上,左权兴致勃勃地说:“鬼子想把我们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八路军神通广大,把荒滩、荒山、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良田,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运动。抗战,抗它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人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一九四二年五月,晋东南周围之敌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等开始频繁凋动。二十三日午时,总部突然接到前线拍来的电报,说敌人从正太、同蒲、平汉铁路沿线抽调了三万余人,布置了五道封锁线,准备对八路军总部进行奔袭合围。左权接到电报,立即请示彭副总司令,然后召开总部紧急会议,制定了突围计划。黄昏,总部开始转移。二十五日,由于总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北方局、中央党校等机关单位几千人拥挤在一起,又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动很不方便,转移进度缓慢。当他们陆续通过偏城,进入十字岭一线时,一万多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左权果断地命令警卫人员保护彭总冲出重围,他则始终和掩护部队在一起战斗。那天,天上,敌人飞机轮番轰炸;地上,密集的炮弹从山下射来。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地指挥部队向前冲。他号召战土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弯腰,誓死保卫总部安全转移!”当冲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左权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还没有上来,就叫警卫员去找。他说:“你快去找,不要为我担心。”警卫员刚走不一会,一颗炮弹突然飞来,左权高喊:“同志们卧倒!”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往左权身旁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参谋长……”十字岭上硝烟弥漫,战士们急切地呼唤著左权的名字……。

    左权在辽县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手持电稿默哀良久。周思来从重庆发来专电询问情况。延安各界群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集会痛悼左权。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撰写悼文悼祷,深切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名将。为了永远纪念左权,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两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公祭,将左权的遗骨由涉县石门村移葬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凭吊、瞻仰。左权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朱总司令听说:“左权同志牺牲了,他牺牲于抗日战场上,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名字将要永存,他的功业将永垂青史,他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楷模。”

    左权生前军事译著甚多,曾译有《苏联国内革命战斗的红军》、《合同战术》、《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与刘伯承合译)等并在八路军报刊上发表过《论军事思想的原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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