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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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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是由此受到了启发呢。
二 毛泽东读书驳杂，史书上下的功夫多，古文古诗词虽然喜爱，涉猎的范围并不广泛，基本上停留在名作名篇的层次。惟其如此，在毛传世的几十首诗词中，一些意象反复出现，所用词汇惊人的狭窄。
毛自称喜欢三李的作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组合。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爱做白日梦，富于幻想，且有绮艳的一面。除此之外，这三个人的风格彼此相差太远了。李白的豪放肯定对毛泽东的胃口，一是凡有话只管往大处说，只求痛快淋漓，过一番发泄的瘾，不负责任，不求准确真实；二是在豪放背后隐藏着对世间一切常规的反叛，有意出格，有意引来别人的惊奇和不解，这种出格也许并不包含实际的意义，只是要从周遭世界的错愕中获得快感，这是儿童式的精神胡闹。在李白，一介平民而已，随他怎么折腾，大家不妨当作人世的一个小小奇观，无伤大雅，却丰富了生活，但在毛泽东那里，这种富于幻想的胡闹，一旦逸出诗境，变成权力下的游戏，后果就不是那么浪漫了。
李白的精神传到辛弃疾，这辛弃疾在词的写作上，方称得上毛的授业恩师。李白本身反是不可学的，要学他也无从下手。李白纯以才气发为歌诗，艺术天资之高，连毛也难以望其项背。历代不乏立志学李的，其结果，说刻薄点，差不多都落了马援所说的画虎不成的窠臼。不提别的，读读号称明代第一人的高启的七言歌行，你就明白其中的奥秘。辛弃疾有政治和军事的才能，有野心，这是他和毛的共同之处，不似李白一辈子神仙似的飘逸或曰糊涂。辛词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一路的，但他既有才学，又有一腔豪气，有这两棵大柱子撑着，大多时候不至于塌台，往高了说，算得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吧。不过，过度自信常会使人玩火玩过头，衣服包不住身子，从前看不出的毛病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辛词成就固然伟大，集中总有十之一二可以归为胡扯，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不须放屁”常为评家诟病或惋惜，实是少见多怪。
再说李商隐。李的特点是纤柔娇弱，深沉隐晦，前者不是毛泽东的性格，后者毛泽东以他的地位，根本用不着。李商隐最拿手的是律诗，毛的作品中丝毫看不出玉溪生诗的任何影响。《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是毛泽东放下领袖身段所作的最平易近人的一首诗，虽然硬伤斑斑，却是毛诗中难得的甚有韵致的作品，但就是此诗，风格偏于明净华丽，也与李诗迥然不同，倒和与李商隐齐名的小杜更接近。
毛的情感中其实有很缠绵悱恻的一面，读其一九二三年的那首《贺新郎》可知。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这方面的情感被刻意压制，此后更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岁月中被消磨殆尽。毛读李商隐，像是午夜梦回时的感情自赎，一种非常个人的私行为，又似恶战后的添伤自疗，不无痛悔，同时为下一回合积蓄勇气。
喜欢李贺几乎找不出很强的理由，然而毛的喜欢是实实在在的，他两次完整引用古人成句，引的全是昌谷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的引用，命意和李贺原诗几乎相反，更一变李贺的哀婉绝望为欢快豪迈，气魄境界胜李百倍。
我想，毛从李贺那里找到的，是对时间的敏感，这可能是他喜欢李贺的唯一理由吧。李贺多病早逝，他对时间的变迁敏感到了病态的程度。伤春悲秋，早已是文学中的母题，其中的感叹，是以季节，或者说，以年为单位的。李贺则不然：“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从日到夜，自夜至天明，都能让他触目惊心。毛所借用的另一句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所写不过一夜之间，所谓“夜闻马嘶晓无迹”，便感觉天都可老，何况凡人？
毛活到八十多岁，比起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只享龄五十余的杜甫，算是很高寿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事业一直没完，革命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可以像永动机一样永远转下去。与革命的过程相比，人的一生未免太短暂。记得安德列·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毛的时间紧迫感，自始至终是他诗词中的一个主导动机，最典型的就是那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三 关于《沁园春·雪》，不能不提到另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大金国的第四任皇帝，后被贬称海陵王的完颜亮。
排除历史地位、功名事业和时代等等外在的不同，毛泽东和完颜亮，实在有太多相似之处。
中国历代帝王，雄才大略而同时又能文采风流的，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认定，大概只有魏武帝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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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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