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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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按课本分页，注释集中在一起，放在文本后面。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②，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③，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④”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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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①。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②”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③，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喜欢阳货④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篇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139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现在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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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代的车战①，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②”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③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④浮于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⑤”，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⑥?”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⑦?”他答道：“定于一⑧。”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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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①。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②，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③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④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赋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

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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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本第一页注释：

　　①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大成至圣〕清代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③〔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认为有知识的人才能治理国家，强调“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是“善”。

　　④〔戚戚〕忧惧的样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两句，出自《论语·述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的话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课本第二页注释：

　　①〔逾矩〕超越法度。

　　②〔浩然之气〕正气，正大刚直之气。

　　③〔南子〕卫灵公夫人。

　　④〔阳货〕鲁国季氏的家臣。曾一度掌握了季氏一家的大权，甚而掌握了鲁国的大权，是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那样的人物。阳货为发展自己的势力，极力想拉孔子给他做事。但孔子不愿附和阳货，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课本第三页注释：

　　①〔车战〕用兵车作战。

　　②〔不为已甚〕不做过分的事，适可而止。

　　③〔谲(jué)诈〕奸诈。

　　④〔桴(fú)〕小的木筏或竹筏。

　　⑥〔吾其为东周乎〕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公之道啊。意思是，将要在东方建立一个西周式的社会，使文王武王之道重现于东方。

　　⑦〔恶(wū)乎定〕怎样才能安定。

　　⑧〔一〕统一。

　　课本第四页注释：

　　①〔季〕指一个时期的末了。

　　②〔人牧〕人君，国君。

　　③〔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开始称经筵。

　　④〔卢梭(1712—1778)〕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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