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圆厅里，画着八幅壁画，叙述着安徒生的经历。

　　幼小的安徒生，在木构的、狭小的、黑黝黝的屋子里，和他爸爸在一起，和破皮鞋、锤子、刀子在一起。靠墙的一角，竖立着一个盛工具用的立橱，在爸爸的工作台上，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这就是安徒生幼年的环境。

　　这样的环境，不能使安徒生静静地居住下去。于是，他向祖母告别，搭乘一辆载货的马车到哥本哈根去。这幅画上没有他爸爸和妈妈。馆长先生解释说：爸爸死去，妈妈嫁人，安徒生想突破这个寂寞凄惨的境遇，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艺术家。

　　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顺利，遭到许多白眼，听到许多嘲讽的言语。但是由于他的努力，他的天才，终于得到一位有名的艺术家的帮助，考进了哥本哈根大学。第三幅画就是画的安徒生的入学考试。

　　丹麦的环境，限制着安徒生的眼界，他到大陆去旅行，他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旅行的生活开始之后，他要到意大利去，远岸的山，山后的烟，隔着大海在吸引着他。

　　旅行的生活，丰富了安徒生的经历，许多优美的童话，受到许多读者的赞誉。他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在朋友的家里，在繁茂碧绿的阔叶树下，他和演员、作家、诗人们，一起讨论着他的作品。

　　安徒生住在城市，向往着农村，他要和农民们作朋友，每年都要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农民们，常常把他请到自己家里作为贵宾和朋友。农民们的生活，农民们的想像，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挪威的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是安徒生的最好的朋友。她常常和安徒生在一起，朗诵着安徒生的童话，优美的诗篇。

　　后来，奥顿斯市长授给安徒生荣誉公民的称号和荣誉奖状。在这个当儿，安徒生从市政厅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广场上成千的人，拿着火炬，挥舞着帽子，举起手臂，向安徒生欢呼。因为安徒生同情着人们的遭遇，丰富了人们的想像。

　　看完了壁画，听完了馆长先生的解释，初步满足了我要了解安徒生的愿望。转过另一间，我立刻注意到，在一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红皮的荣誉公民证书。

　　我拜访了市长先生，当然不是认为童话里的洗衣妇是一个废物的市长，也不是授给安徒生奖状的市长。而是现在的，彬彬有礼的，致力于文化生活的法学博士。我拜访他的目的，是想参观一下市政大厅，安徒生曾经在这里受过欢呼的大厅。但是，一点遗迹也没有，而且谁也讲不出当时的情况。我只在这里和那个第八幅壁画对照了一下，对面的楼房和侧面的教堂，和壁画上的情景、位置完全一样。是旧观未改呢?还是画家照现在的样式画的呢?并不知道。但是我的要求总算有所满足了。

　　我在出国前，国画家王同仁同志却慨然为我画了一幅中国画风的《天鹅》，由我带去作为送给博物馆的一份礼物。由于它的尺寸很宽，又是在北京用传统的工艺裱出来的，无法装进衣箱，只能拿在手中。我就这样把它夹在腋下，从北京上飞机，经贝尔格莱德转斯德哥尔摩，经过哥本哈根，最后带到奥登塞。这幅画的经历本身就有点传奇。因此当我把它献给博物馆的时候，馆长特别请来记者拍照，并且把这个场面发表在《奥登塞日报》的头版上。中国画家到底还是与这个博物馆——同时也与奥登塞——结下了一点友谊。这种友谊由馆长特别给王同仁同志写的一封道谢信而记录了下来。这幅画当然也与博物馆长存。

　　在我向奥登塞告别以前，我觉得我还得再看一看流过这个小小古城的那条河，因为它与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它小得像一个溪流，平静得无声无息。但尽管它很寒微，安徒生却说，穿过这条河底，再一直往下走，就可以到达中国。很明显，对这个远方的古老帝国——因为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帝国——他的脑海里曾经幻想过许多奇异的、但是并不荒唐的东西。除了那美丽的故事《夜莺》，另一篇美丽的故事《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中的人物也来自中国。这些故事即使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也并不觉得他们完全是抽象。安徒生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这些故事——不，他的全部故事——却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所喜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过去也从没有想到，我能来到这条河边，在安徒生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中漫步；并且同“海的女儿”一起在哥本哈根港湾眺望，这一点不禁使我自己也想起我几乎也成了一个童话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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