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二胎下放”的负面效应

　　止凡

　　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的问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宏规透露，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符合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由各省人大自行规定。”（见3月14日《新京报》）

　　一边是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一边是放宽二胎的民间呼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权利下放。——当这三者成为一个因果句式中的“前因”和“后果”，成为一个待解难题中的“问题”和“对策”，我仿佛又看见了语文老师曾经在作文本上划下的那个鲜红的叉。

　　在我看来，这种“下放”其实很像财务管理中的代理关系，即：二胎政策由原来的国家“直接经营”变成了现在的由地方“间接代理”。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权利下放的同时也意味着利益的下放。由于代理者和被代理者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直白一点，代理者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尽力实现被代理者的目标，甚至背离被代理者的目标。

　　“二胎下放”之后，各地制定的二胎政策随之各异。这不仅加重了一纸户口的分量，造成了事实上的地区间不公，而且势必会因政策的优惠而给地方带来“权力寻租”的机会。“二胎下放”之后，会不会产生一批“二胎移民”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相当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二胎下放”将不仅是个人腐败者的良机，甚至有可能成为更为尴尬的地方攀比项目。

　　人是可以流动的，地方制定“优惠”二胎政策的后果，并不仅只由地方承担，相反是由全国承担。这正是“二胎下放”之后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最大诱发点，同时也决定了计划生育国策并不适用“因地制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