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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传》：“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晋书·卫瓘传》：迁司空，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晋书·汝南王亮传》：为太宰，录尚书事，“给千兵百骑”。《晋书·杨骏传》：“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贾充传》：“给……兵万人、骑二千”。这种加兵与王国军队有不少共同点。首先，赐给时也是曰“置”，曰“给”，与调拨军队给王国的提法相同。其次，主要任务是护卫长官，与王国军队护卫诸王相同。如《晋书·杨骏传》；贾后发动政变，“殿中兵出，烧骏府，……骏兵皆不得出”。《晋书·汝南王亮传》：楚王玮攻亮府，“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距之。……长史刘准谓亮曰：……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骏、亮府中之兵当即晋王朝所加之兵[24]。然而这些加兵并不属于私人，长官一离任，就和他不发生关系了。如上引卫瓘“加千兵百骑”，后告老免职，所加之兵也就撤销了。至惠帝时方才作为荣宠，“复千兵”。甚至未离任时，晋王朝也有权免去这部分军队。如《晋书·齐王攸传》：迁骠骑将军，“后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武）帝乃还攸兵”。西晋骠骑乃虚号，并不主兵[25]。罢营兵当即罢所加之兵[26]，故下面说“帝乃还攸兵”。然还兵乃特恩，可罢所加之兵乃制度。这些说明，“加兵”的最后支配权仍属晋王朝。第三，当时吴国实行领兵制度，由君主赐给将领以士兵，死后子弟继续统率，形成世袭。但这些士兵并不属私人，仍属孙吴王朝，君主有权夺回，改赐他人[27]。所赐诸王之兵似乎也是如此。《三国志·吴书·孙晧传》：天纪二年，“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而陆抗上书反对，认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28]。要求孙晧收回，交他统率，抵御西晋。可见按制度是可以收回的。从以上曹魏、西晋、孙吴的三项制度来推测，西晋王国的军队恐怕必要时同样可由晋王朝调动。
总之，西晋的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晋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实际只不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后来实在不得已被迫就国时，“皆恋京师，涕泣而去”[29]。“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如晋武帝因为弟齐王攸威望高，怕他留在京师自己死后会夺太子之位，便下诏一再催促他“就国”[30]。又如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汝南王亮和卫瓘“以玮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议使与诸王之国，玮甚忿之”[31]。这样的王国，用刘颂的话就是“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他认为建立这样的王国“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资也”[32]。既然起不到“镇国卫上”的作用，难道能掀起“八王之乱”的大风浪吗？所以我认为，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有的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在泰始初年已任命了一些王为都督的基础上，采纳了杨珧“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33]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34]。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35]。这是不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就需要首先探讨一下都督制度。
都督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曹丕之时[36]。它们的正式名称是都督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诸军事。在中央则叫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资历深、威望高的，加号大都督。西晋沿此制度而更完备，“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37]。都督的权力比起诸王来的确扩大了许多。就地方上的都督言，根据官职的不同，可以统率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队。大家知道，曹魏及西晋初年地方上的军队分为两类。一是驻扎在地方上的中央军[38]。一是当地的州郡兵即地方军。前者驻扎在某州固然归该州都督直接统率，并且是他的主力；后者由州郡长官直接统率，按制度也归都督指挥。《晋书·羊祜传》：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有一次与吴将陆抗战，“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乃遣杨肇偏军入险……”。这条材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刺史的州郡兵归都督指挥[39]。（二）州郡兵不是都督手下主力，只是“偏军”，主力应是驻扎于荆州的中央军。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吴后晋武帝罢州郡兵而不担心统治受到削弱[40]。（三），都督统军竟多到八万人。当然，在这后一问题上有点特殊情况，即荆州都督处于和孙吴对峙而且交锋最激烈的前线，加上羊祜本人有才干，极受晋武帝信任，或许军队稍多一些[41]，但一般都督所统，相差也并不悬殊[42]。
但是，都督权重只是就制度的一个方面说的。必须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以重权的目的是要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服务，而不是起危害作用，因此限制与防范也很厉害。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太康以前曹魏、西晋的都督与东晋南朝的都督不同，后者都督必兼刺史，统军兼治民[43]；而前者都督往往不兼刺史，刺史另由晋王朝委任。特别是平吴后，一般“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44]。在不兼刺史的情况下，都督仅仅在军事上可以指挥刺史的州郡兵，而在行政上、财政上，刺史按制度是独立的。也就是说，都督没有治民权。大概和这种制度有关吧，刺史有时甚至连军事上也不服从都督。如《晋书·杜预传》：为秦州刺史，都督秦州诸军事石鉴命预出兵击鲜卑，预拒之，“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稽乏军兴……”。《晋书·陈骞传》：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时（牵）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骞命”。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如《晋书·孙楚传》：石苞为骠骑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孙楚为参军[45]，“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当然，从孙楚开始，参军与长官的关系有所变化。“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更改，任命权归晋王朝则不变。《晋书·何攀传》：益州刺史王濬辟攀为别驾，平吴前夕濬升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遣攀见晋武帝面陈伐吴之策，“帝善之，诏攀参军事”。说明州刺史僚属可以自辟，而参军之任命必须经过皇帝。《晋书·羊祜传》：“咸宁初，除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然所谓“专辟召”，仅指辟召一般文职掾属，至于掌管军事之长史、司马、参军并不在其内。故《晋书·职官志》称：将军开府位从公者，“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加兵者（加兵见前），“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为持节都督者，“增参军为六人”。据文义都不在辟召范围内。故羊祜死后，“故参佐刘侩、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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