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创刊﹐由文学社创办﹐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 1卷编辑者署文学社﹐第2卷至第9卷先后由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主编。黄源参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编辑工作。郑振铎﹑茅盾是《文学》的主要发起人。编辑委员会成员为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创刊之初鲁迅曾是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办刊的宗旨“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的需求。”刊物内容丰富﹑栏目众多﹐且时有变动﹐较为固定的大致有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剧作﹑文学论坛﹑书评﹑作家论﹑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对新进作家的作品也经常予以发表和评介。特约撰稿员有鲁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郭绍虞耿济之田汉郑伯奇戴望舒张天翼黎烈文等48人﹐还有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扬﹑胡风﹑蹇先艾﹑林语堂﹑沈从文﹑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臧克家﹑吴组缃等也经常为之写稿﹐撰稿作家上百人。在创作方面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小说如茅盾的《残冬》﹑《多角关系》﹑《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个练习生》﹐王统照的《山雨》﹑《秋实》﹐许地山的《春桃》﹑《女儿心》﹐王鲁彦的《屋顶下》﹑《乡下》﹐郑振铎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达夫的《迟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这一辈子》﹐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沈从文的《八骏图》﹐沙汀的《苦难》﹐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蹇先艾的《乡间的悲剧》﹐吴组缃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散文随笔如鲁迅的《我的种痘》﹑《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劳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随笔》﹐王鲁彦的《父亲的玳瑁》﹐沈从文的《湘西散记》﹔诗歌如王统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战场》﹐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庄周之一晚》﹔戏剧如洪深的《劫后桃花》(影剧)﹐陈白尘的《金田村》﹑《芦沟桥之战》﹐夏衍的《赛金花》﹐李健吾的《梁允达》﹑《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等。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冲突﹐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视﹐在现代文艺报刊中﹐它是发表作家专论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载过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落花生论》﹐胡风的《林语堂论》﹐穆木天的《徐志摩论》﹑《郭沫若的诗歌》﹐许杰的《周作人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作用。对丁玲的《母亲》﹑王统照的《山雨》﹑艾芜的《南国之夜》﹑吴组缃的《西柳集》﹑夏徵农的《禾场上》﹑彭家煌的《喜讯》﹑周文的《雪地》﹑万迪鹤的《达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较中肯﹑及时的评介。《文学》对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方面的问题﹐发表过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论讽刺》﹑《“文人相轻”》(一至七论全文)﹑《“题未定”草》(一至三)﹐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胡风的《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等文﹐著重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作了理论剖析。郁达夫﹑金兆梓﹑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笔谈《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阿英的《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论初期白话诗》﹑《叙事诗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新诗歌旬刊》﹐屈轶的《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陈雨门的《中国新诗的前途》﹐张庚的《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等文﹐就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学》还于1934年 7月出了“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有茅盾﹑巴金﹑郑伯奇﹑胡风﹑叶紫﹑艾芜﹑沈从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写下了他们各自同文学的关系和“亲切体验”﹐“成为文学史的珍贵资料”(《我与文学‧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有蔡元培﹑鲁迅﹑茅盾﹑叶绍钧﹑朱自清﹑郁达夫﹑洪深﹑阿英﹑胡风﹑丰子恺等60人撰稿﹐从多种角度简要介绍了有关文学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创作方法等文学知识(上海书店于1981年复印了上述两个特辑)。1936年11月﹑12月曾编刊“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郁达夫﹑郑伯奇﹑夏丏尊﹑欧阳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画﹐悼念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逝世﹐开展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活动。
　　《文学》也注意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刊载过郭沫若的《屈原时代》﹐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的演化》﹐顾颉刚的《明俗曲琵琶词》﹐陈子展的《两宋词人与诗人与道学家》等﹐1934年6月还出了一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有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等论著。
　　《文学》对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也较重视﹐译载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济慈﹑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马克‧吐温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论著作以及评介他们的文章﹐还出过“翻译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纪念特辑”﹑“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辑”﹑“高尔基纪念特辑”等。这些译著和资料记载了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文学》是在30年代初期﹐《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机关刊物屡遭查禁的情况下创办的﹐成为左翼作家﹑进步作家发表创作的阵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导倾向是贯彻始终的。1937年8月1日9卷2号出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减缩篇幅﹐于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号停刊。《文学》每6号合为1卷﹐共出9卷52号﹐是30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