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要派往广东工作。他最初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同年调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两广区委委员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率部东征，两广区委委员长改为书记，由陈延年接替。当时两广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是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在此期间，全力、热忱、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

　　由于像骆驼一样工作，延年被称为革命的“苦行僧”

　　还有几件事可以充分表现陈延年的为人和风格。陈延年夜以继日，像周恩来一生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除了规划、部署、处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到各处作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和经常著文刊出之外，还深入工人群众。为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不但到这些穷苦劳动者家庭探访，还向他们学习锻炼拉人力车。由于他的身体健壮，干劲十足，他代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多作用。香港有的商报刊文讥笑共产党的高官竟为人拉人力车，延年一笑置之。

　　陈延年这时在广州全面推动工人运动，并对农民运动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还对党的建设、组织武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开办了团训班、党校、工人讲习班、并到农民讲习所亲自授课，讲得生动、系统，并有鼓动性。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才华横溢。

　　当时两广区委和陈延年分派许多重要党员干部到各条战线开展工作。例如最初分派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后又决定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夏曦等到各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建立特别支部。还分派许多党员干部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延年问题当地党的主要领导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讯息。分派共产党员、学委副书记、学会生主席毕磊与鲁迅取得联系，做他的工作。并亲自与鲁迅会面，作了长时恳谈。这是鲁迅最早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段佳话，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陈延年面对广州复杂尖锐、瞬息变化的政治形势，经常与周恩来等商议、思考、筹划、处理问题；与孙中山、鲍罗庭、廖仲凯、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和各界其他的知名人士打交道；与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作斗争。他十分坚定、机警，对于党内从共产国际传达下来的退让、妥协、右倾做法，敏锐地察觉，明确地抵制，并对乃父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陈延年针对廖仲凯被刺之后有的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他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坚决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陈延年在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州，途经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他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得知发生了“四・一二”事变，连夜赶到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可惜党中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电文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4月22日陈延年送走罗亦农、李立三到武汉参加五大以后，接替罗亦农任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以后决定江浙省委分开，陈延年被委任为江苏省委书记。从两广区委到江浙省委、江苏省委、陈延年都勇挑重担，担负着繁重、艰巨、危险的任务。他总是忘我无私、不知疲倦、像一头骆驼那样认真扎实地工作。他从不讲究吃穿，比一般党员、工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