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在见毛主席之前曾经跟他也通过信？
　　陈文新：我们武汉大学是1949年5月解放的，解放以后我就没有回家，一直到1951年4月，我就利用那个春假回家了。我母亲就跟我说，你代我写一封信给主席。我当时很高兴，我就回到武汉大学以后，我就代她写了一封信，同时我就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也放在一起，就寄给主席了。
　　主持人：就介绍一下您的学习情况？
　　陈文新：对。告诉他我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学农，这些简单的情况。结果这封信发出去以后，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主席的来信了。这是我原来没预想到的，我想我就写信告诉他就完了。
　　主持人：他不一定能够回信？
　　陈文新：不一定能够回信，没有想到他回了，这封信还落到我们同学手上。同学看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就知道这肯定是毛主席寄来的。
　　主持人：一看这是个大事。
　　陈文新：就是，他们就都拆开了，已经帮我拆开了，看了，看了以后才给我。
　　主持人：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陈文新：信的内容，记得。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信呀写得比较简单，就：文新同志，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祝进步。问候你的母亲。

解说:
　　读罢信后，陈文新心情激动，而同样兴奋不已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当时就有人提议：陈文新收到毛主席的信，我们拿它做个校徽吧！最后，不只是校徽，就连校牌、周报的字体都取自她的这封信。然而，陈文新差点就没有能够留住这封十分珍贵的信件。

　　陈文新：这个信呢，我现在，本来呀就是主席逝世以后，中央办公厅动员所有和主席有信件来往的人，都要把信收回，都要收到中央办公厅去。我姐姐的、我母亲的那些信他们都一个一个收去了，最多给他留个照片。我把这封信给留下来了，我没有交。
　　主持人：您想留下做个纪念？
　　陈文新：我就真不想交，当时不是也是比较混乱吧，我觉得还不太敢保险似的，我就自己收着吧。我就留下这封信了。

　　陈文新：后来毛主席在一师附小当主任，就是管这个附小了。我父亲就在那儿教小学。那个时候有四个教员，四个教员都带着家属，在长沙，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就是这四家都住在一起，就是毛主席，我们家，还有两个老师。当时毛主席就提：我们成立革命大家庭，就把这四家都组织到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就是要我母亲管伙食，请了一个工人做饭、买菜什么的。因为我母亲也姓毛，结果主席就叫我母亲为大姐，我姐姐们就叫主席叫舅舅，所以关系很亲，亲如一家。在那里就同一锅吃饭了。我母亲小时候都给我们讲故事，说毛主席周末出去调查去了，也不带饭也不带什么，早上一早吃完饭就出去，晚上到很晚才回来，他一天都没吃饭。我母亲得管他吃饭呀，刚好就煮了两斤牛肉，准备第二天吃的，做好了，结果她把这两斤牛肉拿出来给他就煮了一升。我们那儿叫米叫一升的米，一升米实际上是一斤半米。
　　主持人：一斤半米？
　　陈文新：煮了一斤半米的饭，给他吃了以后，还不够。
　　主持人：全吃了？
　　陈文新：还不够！
　　主持人：还不够？
　　陈文新：还给他又煮了十个鸡蛋。
　　主持人：十个鸡蛋？
　　陈文新：才够他一顿饭。他饿得什么样。
　　主持人：吃了十个鸡蛋？我的天！
　　陈文新：这就说明毛主席出去以后。
　　主持人：他一整天没吃饭？
　　陈文新：一天都没有吃饭，饿得都不行了。他就经常那样地去活动。后来不是杨开慧跟毛主席结婚吗？1920年，主席就跟我母亲说：开慧要跟我结婚了，我母亲说好事呀。所以说我母亲就给他张罗，请了两桌客人，就是很简单地在家里办的。
　　主持人：您母亲帮他张罗的？
　　陈文新：帮他张罗的，准备必要的床上用品这些东西。毛主席就是，他都没别的人在那，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的关系说起来，也是我母亲跟他们就是很亲。

解说：
　　1930年，陈章甫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两个月之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的他留下遗嘱：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那时的陈文新只有3岁，母亲毛秉琴一人艰苦求生，全力背负起这个沉重的嘱托。

　　主持人：那个时候对您来讲，到今天对您父亲还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陈文新：我还有一点印象，他的遗体运到我们家乡。我们是在农村里面，我母亲拉着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我还记得。就是上到山坡上去看父亲的遗体，别的印象我真是没有了，就是对父亲本身的印象没有了。就是这个事情我还记得。
　　主持人：你们这时候也要种地去了？
　　陈文新：我们没法种地，我们家乡的习惯是女的不能下田。
　　主持人：还不能下田？
　　陈文新：所以后来是什么办法？我母亲自己会做衣服，她就给人家做衣服、缝补衣服换一点男劳动力来帮我们种地。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做辅助劳动力，把我当男孩了，我是女扮男装，剃个光头，光个赤脚。

解说：
　　到了上学的年龄，陈文新因为家中经济拮据而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维持学业。

　　主持人：您的小学实际上也是您姐姐带着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陈文新：姐姐她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就冒充十七岁考了小学教师资格，所以她开始教小学了。她教小学，我就跟着姐姐上学了。等我小学以后，她带的只有四年级，没有高小。她就带着我到我们周围的长沙、浏阳，跟我们比较附近的学校去找人家，就求人家收留我上学。有时候碰到那个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因为都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您父亲原来在那儿都教过书？
　　陈文新：认识、了解，就收了我，所以我就断断续续，读一期停一期，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学校读两个学期，我也不好意思。
　　主持人：那时候交学费？
　　陈文新：不交啊！
　　主持人：也不交学费？
　　陈文新：就是跟他讲清楚。
　　陈文新：我没有钱，你得收我。
　　主持人：你就是真正地去也没钱，真正地去借读，一学期一学期地借读，这么读下来的？
　　陈文新：对，就是这么读下来的。所以我就一期转一个学校，一期转一个学校。

解说：
　　1948年，在一所收留难民的国立学校念完了高中后的陈文新凭着“不要嫁妆，要读书”的信念考上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专业。

　　陈文新：到了武汉大学以后，完全靠勤工俭学挣点钱做生活费。但是只有读一个多学期，第二个学期五月十六号武汉解放，这我就是算解放了。我就正式算解放了，读书都不要交钱了。就跟重新见到天日一样，就读，一直读上来了。
　　主持人：这个时候您真正才轻松了？
　　陈文新：就是见到青天了。

解说：
　　1951年7月，就在收到主席那封回信的两个月后，陈文新从武汉来到了北京，并写信告知毛主席自己在华北农科所实习的情况。令她感到惊喜的是，一天下午，她受到了主席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了中南海。

　　陈文新：我就坐在那儿等了一会儿，毛主席就来了。我激动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原来想说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毛主席很大的手握着我这只手，我激动得真是没办法。后来主席把我拉到放沙发上坐着，坐在他的旁边就跟我谈话。他首先问我，你家叫炭坡是吧，我们家那个小地名叫炭坡，是不是出炭呀？我说是叫做炭坡，但是不出炭。他说我呀到过你们家两次，就跟我讲了好多过去的事情，也告诉我说他打长沙的时候，他见到我妈妈。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我妈妈告诉他我父亲牺牲了。
　　主持人：毛主席后来是怎么评价您父亲的？
　　陈文新：他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为人民牺牲自己，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

　　陈文新：我就写信给毛主席我来北京了，告诉他我考留苏，过暑假我们就要到苏联去了。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忽然间一个人来找我，那个人就拿着我给毛主席的这封信，我说你怎么拿着我的这封信呢？他就告诉我是毛主席要我来带你去看他去，到他家做客去。
　　主持人：拿着你这封信做凭证？
　　陈文新：对。
　　主持人：那这个人是谁呢？
　　陈文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叫王鹤滨，他就把我带到毛主席的家里了，一带就带到毛主席女儿的那个卧室里面。进那个卧室我一看，我就觉得非常突然。我没有想到，那个卧室的陈设是湖南农民家的最简单的陈设，一个双人床，很旧的，颜色都是黑的了，四根柱子的，我非常熟悉的。我知道都是湖南农民家里的陈设，旁边就是一个方桌，就是吃饭的方桌，也是黑的了。四条板凳，方桌旁边是四条板凳，再就是两张也是湖南农村的靠背椅，就是矮的靠背椅，木头做的。典型的湖南农民的家，我就想，我没有想到毛主席家会是这样的陈设。

解说：
　　不一会，陈文新就陪同毛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他们一行人驱车离开北京城，来到一处十分幽静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桃树园，正值桃花盛开时节，十分美丽。

　　陈文新：我跟王鹤滨两个人就陪着毛主席在这桃园里面散步，走了走，毛主席就说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吧，就照这个相，就跟王鹤滨一起，王鹤滨在毛主席的这边。照完这个相以后，后来毛主席就跟我们三个人，坐在藤椅上，在桃园旁边有一个空地，就坐在那个藤椅上，我们就开始谈话。这次呢可能主席觉得我大学也毕业了，也要留苏了，这算是长大一点了吧，总应该懂得农业了吧，所以跟我谈的主题就是农业。
　　主持人：这些问题您都回答得上来吗，当时？
　　陈文新：我跟你说，我挨了尅了，
　　主持人：挨尅了？
　　陈文新： 我们一解放不就学苏联嘛？不就学了那个农业原理，那个农业原理着重讲总结苏联的耕作经验，叫“草田轮作”。就是又种草又种田，轮着来。
　　主持人：轮流种？您是把它当作一个先进经验来介绍。
　　陈文新： 当时我觉得人家是很进步经验，也是觉得是很真理似的，也就是很有道理。所以毛主席问了我中南怎么土壤改良？就把这一套原理方法都跟毛主席讲了，讲了以后毛主席跟我说：我们农民才几亩地，都拿去种草我们吃什么呀？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陈文新：就是呀，还说我们又没有什么畜牧业，这个草拿去干什么呀？就问我，这一问我，我就懵了，我就想错了。
　　主持人：错了？
　　陈文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那次就说，对我自己一辈子来说都是很深刻的教训，的确是，因为是在主席跟前丢了这个洋相，出了这个洋相。
　　主持人：其实可能当时在主席看来这也并不算什么洋相。
　　陈文新：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说，我跟主席还大谈呢，结果呢我没谈对。
　　主持人：一句给点破了。但您发现他其实对农业、对土壤改良也还是很有一些。
　　陈文新：非常了解，主席简直是太了解了。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谈到什么吗？就是谈到要提高土壤肥力的时候，谈到豆科植物根瘤菌，他谈到种牧草。就是跟我讲苜蓿这个草很好，还讲苜蓿这个草能固氮，它根上有瘤子。
　　主持人：这是他给你讲的？
　　陈文新：他给我讲的。
　　主持人：这是您的根瘤菌的第一课？
　　陈文新:对。这已经不是第一课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他还跟我讲了以后，还讲了空气，他说豆科植物固氮是把空气中间的氮气变成了肥料，他说我们还是尽可能多利用空气，他说工业和农业都应该多利用空气。
　　主持人：这是他当时明确提出来的一种想法？
　　陈文新：跟我讲的。

　　陈文新：那个时候我在莫斯科大学里面，本来说大家都坐着，不准站起来，可是毛主席来了，前头的人可不听话了，都站起来了。
　　主持人：前头的人不听话。
　　陈文新：站在板凳上了。其实我是在中间坐着，打他们都打不下来。
　　主持人：打都打不下来？
　　陈文新：主席一走上来，那个台，他就拿着一个这样的水杯，就举起这个水杯就说：两个卫星上天，六十二个国家开会，这是东风压倒西风。就跟我们先讲了这个形势。
　　主持人：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陈文新：后来就对我们讲了：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主持人：这是最有名的一段话，“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陈文新：特别是这个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呀，这一句我是逐步体会。刚开始也体会得不太深，现在体会这个青年这一段，特别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所以毛主席真是寄希望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能好好地学习，好好地干。

解说：
　　1959年，回到祖国的陈文新在中国农业大学开始了教学工作。然而，原本打算有所作为的她却被卷入到了一次次政治运动当中。从苏联回国后，整整十三年，陈文新的事业因历史原因而近乎空白。直到1973年，恢复工作的她选择了一项既艰辛耗时又偏僻生冷的研究——根瘤菌。四十七岁，对于陈文新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