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来，我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觉疲劳，跟我说：“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他嘴上这样说，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发作时亏得被小儿子发现，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他在医院住了3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不久，他就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无日无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他还有一大套“道理”呢：“工作不是算术，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会不能开三分之一就休会，话不能讲三分之一停下来……所以一工作还是得上全班。”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摸破了。可以想见，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在坚持着。

三     

    陈赓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在此期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复杂而频繁。陈赓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党忠心耿耿，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他对一切错误倾向不能容忍，总是抱着不妥协的态度进行斗争。就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的：他虽然有病了，心没有停下来，对于什么事情都要表示态度，都很费脑筋。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61年初在北京，陈赓老觉得房子闷，其实是他本身不舒服。元旦过后他说要搬家，还是那股战斗作风，说搬就搬。不久，上海华东局的同志打电话来，劝他到上海休息。这时北京正是隆冬，风大，每天在院子里散步都得戴着帽子捂上口罩，本来他哪也不想去，但对上海打来的电话认为“盛情难却”，就去了。

    他外出一贯反对“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少带人，甚至连我也不准备带。我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部长安子文知道了，就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随他去上海，顺便了解干部情况。

    到上海后住在丁香花园。老阴天下雨，气压低，他感到很不舒服。市委对我们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好。陈赓感到过意不去，吃饭的时候就把肉菜端到一旁，说不要这么浪费。我在草坪上挖了点野蒜之类拌了一份，大家吃得过瘾，他也高兴。

    “工作第一”是我们那代人的固有观念，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一到上海，陈赓比我还急，说做干部工作嘛，就要到干部那里去。他给陈丕显打电话说：“傅涯来这里是有任务的，你快给她安排吧。”于是我就被安排到徐汇区委去。

    这个时候，中央军委要求解放军高级将领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写作战经验总结。陈赓看到这个通知，非常高兴。战争年代他就十分重视作战经验的总结。他也许认为这是主动向病魔进攻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一上班，他就开始写。他看了由他口述秘书笔录的初稿，不甚满意。

    我多了一句嘴：“要秘书写，他可能体会不了你的思想。”他觉得有理，决定自己动手写。这正是我后悔的地方，当时为他的情绪所感染，而忘记了他还是个重症的病人。我去上班，他就在家里看文件，拉提纲，苦思冥想。累了，就喝咖啡，或者吃浓茶来支撑，这都严重影响了他的病体。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怎么写都不满意，结果只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

    3月15日一早，我照例又去徐汇区委工作。下午，警卫员打电话要我早点回来。往常我是9点到家，这天5点钟就赶回来了。

    多年来，他从来不记得自己的生日，那天他突然想起来了，说：“傅涯，我要快过生日了，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我放下手提包，就下厨房和面，煮了一碗雪里蕻肉丝面条给他吃了。

    晚上他感到胸部难受，很久不能入睡，似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侧身凝视着我，喃喃地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我以为他是想总结的事睡不着，就劝慰他说：“不舒服就好好地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了。”陈赓指指头说：“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天很不好，窗外寒风呼啸。6点多钟，陈赓就说肚子痛。这其实是心脏病辐射引起的。我赶紧往医院打电话。这时我看到陈赓脸色苍白，额头直冒冷汗，知道事情不好，赶紧往他嘴里塞硝酸甘油。我只顾抓住他的手，药片吐了出来也不知道。当医生赶来时，已经晚了。我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失声痛哭。亲爱的陈赓同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去了。

    陈赓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常常失眠。我只能用努力工作，来排遣心头的巨痛，同时思考着如何为他的身后做点事。可以说，每一次整理和研究有关他的资料，都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更加深入地理解他，因此也更加敬重他，思念他。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