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至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10月，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科委，聂荣臻兼主任，陈赓为副主任。    

    这年秋，陈赓邀请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到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陈赓说，导弹的事落实了，现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弹？时间能不能再提早一点？钱三强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核反应堆的问题还卡着脖子。”陈赓问：“咱们不是有了反应堆吗？”钱三强答：“那个研究型的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陈赓在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反映，采取措施抓紧浓缩铀工厂的建设和扩散厂技术骨干的培养。    

    陈赓办事向来快刀斩乱麻，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在为“两弹”研制做各方面的准备了。1958年2月，中央批准在内蒙古和甘肃境内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陈赓病中点将，建议让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到基地当司令员。1958年8月初，陈赓把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叫到家里，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张蕴钰回答：“我服从命令。”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1959年，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回北京疗养，陈赓去看望他，笑着对他说：“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李觉一怔：“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身体复原后，总干部部正式通知他转业，核工业部长宋任穷对他说：“调你来是党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搞原子弹。”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两弹一星”取得了辉煌成果。    

    “只有陈赓敢”　　

    陈赓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想方设法保护知识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黄”路线，哈军工接到上面文件，让学院停课搞“反右倾”运动。    

    因病在家休养的陈赓从北京打电话给学院党委负责人刘居英，严肃而亲切地说：“庐山会议批判彭、黄路线是党内的事，可是咱们这个学校非烧到教授们不可。知识分子遇事爱发表意见。这次你就带老教师们出去走上一个月，参观学习各地方的‘大跃进’成就和先进经验，他们有什么意见就出去和你边走边谈吧。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刘居英立刻组织了高教六级以上近百名老教授组成参观团，亲自带队去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机床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参观、座谈。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星期，刘居英给学院打电话，得知运动高潮已过去，教授参观团才高兴地返回学院。    

    开始有的教授还迷惑不解，甚至有人埋怨参观活动时间太长，后来才知道陈赓的真实用意。教授们外出参观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也就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分子。刘居英坦言：“这是陈赓院长让我这样干的。只有他敢这样，我们不行，别人不敢。”    

    谈起这事，刘居英回忆说：“陈赓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一次，毛主席召见他。陈赓接到通知立即驱车直奔中南海。警卫不认识他，挡着就是不让进，陈赓好话说尽也无效，一挥手让司机打道回府。毛主席左等右等不见陈赓来，就让人打电话问。陈赓说，我已经去了，中南海的警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只好又回来了。毛主席知道后发了火，让秘书立即去办，以后陈赓到中南海，谁也不准拦。”    

    还有一件事，也足见陈赓的个性。一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忽见台下最前排的陈赓抓耳挠腮，东张西望，然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奇怪地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陈赓不语，伸手拿过台上毛泽东的搪瓷杯，“咕咚咕咚”就喝下去。然后擦嘴、立正、敬礼，报告说：“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喝。现在没事了。”全场顿时哄堂大笑，毛泽东也宽容地笑了。（李茵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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