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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重庆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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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朋友如此，陈独秀只好收下。
对陈独秀经济上帮助最大的恐怕要算杨鹏升、邓仲纯等人和北大同学会了。陈独秀曾写信告知杨鹏升要去重庆治病。杨得知后即寄了300元给陈。此后杨鹏升又陆续给陈汇款达数千元之多。不仅如此，杨鹏升还先后转交了名为“晋公”的匿名人士送给陈独秀的2200元。这些在当时确实给陈独秀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北大同学会”也每月定期资助陈独秀300元，而且还委托罗汉具体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罗汉在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委托何资深照顾陈独秀。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陈独秀是个个性强烈的人，无论经济上如何困苦，他都不会牺牲原则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他曾致信杨鹏升说：“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对不留姓名的晋公，他多次表示一旦得知将全部奉还。另外他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以“北大同学会”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不管是否出于何种动机，都一概拒绝。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曾送一些钱给陈独秀，但陈坚决不收。并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施舍，不要你们的救济。”使得罗、傅二人相当尴尬。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曾给陈独秀送过一张5000元的支票，但被陈拒绝了。后来，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又被陈拒绝了。张国焘又托邓学稼寄赠，陈独秀还是没有收。对此，陈独秀是有他的苦衷的。他曾对邓仲纯说：“这些人的钱是不能收的。我宁愿饿死，饿死!收了他们的钱，是非多。王明、康生对我人身攻击的那件事，弄得我够苦的了。”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是非，陈独秀才会表现得那样近乎绝情。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偏方，喝了发了霉的蚕豆花煮的汤，引起腹胀不适。13日，包惠僧来看他，他一高兴，吃了许多四季豆烧肉，夜里呕吐不止。此后，病情一日重甚一日，不见好转，最终在27日病逝。6月1日葬于鼎山山麓康庄，1947年由其子陈松年迁回安徽省安庆市重新安葬。
陈独秀死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发表评论说：“年轻时代的陈独秀，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同时，文章也评价晚年的陈独秀，说他“究竟是一个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了他身后萧条的消息”。对于陈独秀的个性，恐怕鲁迅的概括更精炼：“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就形象地描绘出陈独秀待人坦诚、耿介固执的鲜明个性。这种个性也是造就他成为一个“终身反对派”的悲剧人生的主要原因。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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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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