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在老将军过世后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割舍不断的情结,那就是整理老将军的日记和文稿。她用这种方式,怀念着在文革中含冤而去的老伴;她用这种方式,告慰着自己倾爱一生的爱人;她用这种方式,修养着自己,启迪着后人。

  陈琳:他去世后,特别是看了他的日记以后,好多东西我才明白过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我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办法从心里头把它接受下来,就觉得一看到他的东西,看到他的像,就流眼泪。我看他的东西,也是带着一种感情色彩,而且不断流眼泪,一面看一面哭,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能平静地去看他的日记,去整理他的东西。八十年代,我离休后,就觉得应该休息一下,学学字,学学画。我还是搞了两年,有一些家说“再搞一年,你就可以突破了,”但是就在这一年我就在琢磨,我不能再搞了,我必须去整理他的日记。他的日记,这么一大堆十几本,而且是从1933年写起,一直写到解放战争结束。我不搞,谁搞?没人搞。我本来还翻译一些东西,后来我说不行,我搞这些别人可以代替,但整理他的日记别人不能代替,没有我,出不来。后来我就下决心,就这么搞吧,一天一天,搞了十二年。另外他还有二十本日记是解放以后写的,由于那时候家里经常被抄,解放以后日记涉及的秘密更多,涉及的人更多,留下来可能是麻烦,算了,就这样,把二十本全烧了。日记嘛,都是写得很匆忙,很小的字,我得用放大镜看。有时候一个句子不完整,因为写得很快,也可能他自己脑子清楚,就没有再写了,我得把它完整起来,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后面要说什么东西?你得去替他想,有时候我就到楼下转呀转呀。噢!我明白了,他要说什么东西,然后再前后再看,就是这么回事,我就把它整理出来,让它思想表露出来,这里还有一个再创作的问题,当然这个再创作不是我自己再创作,而是他的东西没有完整表露出来,我帮他表达出来。

  为了整理老将军的日记,陈琳花费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可谓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思。2002年4月21日,国防大学隆重召开了《陈伯钧日记·文选》出版座谈会。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分别为座谈会题词,原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分别致信祝贺,原总参谋部部长孙毅称赞,这是一部“革命历史的真实纪录”。2002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捧着手中的《陈伯钧日记·文选》,仿佛亲历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读着手中的《陈伯钧日记·文选》,仿佛在亲听着老将军讲解战争岁月、战友情谊和近代军事理论。

  陈琳:日记整理出来以后,有的同志看了。我就说,你们看,有没有价值。他们说,有价值,确实有价值。罗瑞卿的爱人就说:“你的书,孩子们看完了说,什么叫红军?过去不知道,现在懂了,红军是怎么回事。”

  陈琳与陈伯钧相濡以沬了一辈子,视将军为战友,为师长,为朋友。整理陈伯钧的日记和文稿,虽然耗费了她十几年的心血,却更加增进了她与陈将军非同寻常的情感,《陈伯钧日记·文选》的出版,在了却她一大心愿的同时,还为教育人民珍惜幸福岁月、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部难得的教材。

  如今,《陈伯钧日记·文选》不仅珍藏在省市级纪念馆、大专院校、国内一级图书馆、党案馆、党史研究室,而且进驻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以及德国、英国、新加坡、越南等地。一封封充满热情与感激的荣誉证、储藏证等信物雪片般飞往陈琳手中。按常理,她应该好好歇歇了,然而她却不忍闲住,还在为祖国建设尽着自己的一份天职。

  2004年9月,在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二十周年之际,面对一幅幅面目全非的长城残损面,包括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