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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来头多大、压力多高，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为了抢夺“科学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学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并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陈伯达刮起一阵“打倒爱因斯坦”的黑风后，周培源从科学实际出发，不畏权势和巨大的压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科学真理，顶住这阵黑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刮起一阵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周培源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的综合考虑出发，态度鲜明地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他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时，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一些提法和做法都很错误，同时有的人还不顾事实地宣传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等等。当时周培源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从不附和。
数十年来，周培源信奉的格言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自周培源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研究开始，在60多年他所研究的数十个科研课题中，大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周培源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题目，但周培源经过考虑后没有采纳英国教授的建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作出了很有创见、水平甚高的博士论文而荣获该校的最高荣誉奖。周培源对于任何问题，譬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都十分注意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20年代周培源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有关”论点，80年代后期获得了科学实验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1986年在北京大学湍流实验室中获得了证实；他在湍流理论研究中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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