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康王，名姬钊，是成王长子，在位26年，但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定位在25年，有争议。

周公还政成王后，成王从政15年而逝世。成王病危时，担心太子钊不能胜任，便将其托孤于召公奭和毕公高，并写下遗嘱，要求众大臣严格恪守文王和武王的遗训，辅助太子治理好天下。成王逝世后，召公和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治理国政，并写下《顾命》，重申了成王遗嘱，要求众大臣尽心辅佐太子钊。于是，太子钊才登位为王。

康王即位后，立即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并写下了《康诰》（《康王之诰》），这篇文章除了宣告了文王、武王业绩外，还公布了军事、法律等治国政策。可见，康王写这些东西是酝酿了很久的，早在做太子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只不过没有让人看出来罢了。

康王牢记祖宗遗训，继续推行成王在位时的国策，并进行了部分优化。他安心国事，勤于政务，使当时的农业、工业和经济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的国库丰裕、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更重要的东南方向的少数民族区域比较稳定，没有出现什么乱子。

但是，有一件事，一直令康王无法心安，那就是西北边界问题。

当时在周国西北，活跃着一支游牧民族，他们的名字叫鬼方。这个民族在武丁的章节曾经涉及，当时武丁将他们击败，但是并未消灭，他们只是臣服于商。商朝末年，统治黑暗，鬼方趁势南下，专心从事抢劫活动，同时还进行杀人放火，但因为纣王热衷于征伐东夷，而不把鬼方放在心上，所以使得鬼方气焰十分嚣张。直到文王大败犬戎，鬼方才有所收敛，等到武王灭商后，他们见周军强大，便臣服于周，被武王划在泾、洛以北，并按时向周朝纳贡。不久后，中原爆发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姜子牙镇守东部，召公奭负责稳定周室，西北边界失去了控制。鬼方看有机可乘，便从歧周（今陕西岐山）以西和陇（今陕西干阳、陇县）之间对周朝进行侵扰，进而威胁周都镐京。后来，三监之乱被平定，周国内部局势趋于稳定，成王从政后将国家治理得很好，鬼方于是悄悄地转向到其他地方去进行游牧。但是还是时不时地回来对周朝西北边境进行劫掠。

成王在位期间，东夷尚有少部分民族不服周管，成王曾对其用兵，虽然获胜，但也消耗了国力；等到康王即位后，鬼方依然在周西北干缺德事，康王意欲用兵，但考虑到国家的军事力量尚未有充分的把握将其击败，便一忍再忍，增强国力，以待时机。

游牧民族没有地种，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放牧，二是抢劫。他们见周康王没什么脾气，便更加嚣张起来，不把周军放在眼里，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个词叫做“欲擒故纵”。

周康王二十五年，康王认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力充足，而且鬼方放松了对周军的警惕，时机已然成熟，便果断作出征伐鬼方的决定。

周康王任命盂为大将，率大军进攻鬼方。鬼方见势，调兵迎战。盂先派两支小部队骚扰鬼方左右两翼，然后率主力冲击鬼方前阵。鬼方二十多年没有遇到周军抵抗，根本不把周军放在眼里，但等到真正交战的时候却发现，周军士兵斗志昂扬，作战英勇。这么多年过来，鬼方只懂得抢劫，却忘记了怎么打仗，很快就被周军打残，迅速被击退。但是鬼方不死心，组织部队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作战，结果比上次输得更惨。周军通过两次大战，共斩杀鬼方四千八百多人，俘获四名首领和一万三千多名士兵，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牛羊和车马。鬼方无奈，只能逃跑，最终跑到了汫陇和岐周以西。

康王闻知胜利喜讯，十分高兴，便将这场战争用文字铸在一尊500多斤重的大鼎上，该鼎于清朝中期被发掘，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鬼方被赶跑后，周朝的边境得到了很长时间的稳定，周朝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盛世。

之后，康王在周文王庙即酆宫（今陕西省户县东五里）举行诸侯大会，史称“酆宫之朝”。康王命毕公写作策书，让民众分别在村落中居住，划定周都郊外的境界，作为周都的屏卫，并写了《毕命》，记录了毕公受命这件事。

此后不久，康王去世。

成王亲政15年，康王在位26年（或28年），共计41年（或43年），史书称这期间 “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仍然可以看出“成康之治”的太平景象。

然而，周康王一生有两大缺点：一是没有教育好儿子周昭王姬瑕，以致其在位时周王室开始走向衰微；二是进行了民族歧视，当时姜子牙之子齐丁公，卫康叔之子卫康伯，唐叔虞之子晋侯燮（xiè）和周公旦之子鲁公伯禽共事康王，都得到了珍宝之器，而同事康王的楚君熊绎却无分。想熊绎之曾祖鬻熊（即鬻子，文王之时有提到）曾投奔文王，为文王出谋划策，是有功之臣，其后人虽曾叛乱，但与熊绎无关，而且熊绎受封为诸侯也是周公的意思，成王在岐山之阳开大会的时候，熊绎也是前去参加的诸侯之一，而且楚国地大，是周朝的南大门，理应受到重视，但康王却慢待楚国，最终为楚国在周昭王开始反叛埋下了祸根。关于楚国的历史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系统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