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认识，都只能来源于实践历程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或修正错误的自我完善之中。不能认识错误，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改正或修正的问题。那就只能自陷在错误的泥坑之中，不断步“众人”的后尘，迷失进取的方向而裹足不前；或者，只能走人家走过的路……
周成王的执政正处在我们周朝建立的初期，他的行为（言、行、举、止等等）都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烙印”。因此，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周康王虽然通过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做了很多对当时的中华民众有利的事情，但他们的姑息、容忍……也铸成了“传统式”的错误。
仔细检讨一下，周成王犯下的又一个严重的错误，是默认、允许、姑息人们对自己的“歌功颂德”。此不正之风，也在中国长盛不衰！
诚然，在周成王的执政时期，还看不到明目张胆地颂扬、鼓吹“成王有德”的字样。（因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西周虽然有“德”字出现，但任何在世的执政者不准自诩“有德”，也不准其下属颂扬当时在世的执政者“有德”。之所以如此，乃是突出、强调“德”是执政者的紧箍咒，不得下滑或转嫁。在执政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盖了棺，才可以颂扬其“有德”。）
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奉承执政者有德，但是变着花样的“方法”是“智者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他们反复使用“天子”一词，也就逼迫执政者的容忍、默许、姑息、乃至“赞同”而开始了。
请注意，西周的整个历史时期，使用的还是甲骨文文字，只有青铜器上面的铭文使用“金文”是例外。在甲骨文中，什么是“天”呢？“天”基本上与“大”相近；只有个别辞例，按照东汉时候的《说文解字》是：“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而形成颠顶之意（这是许慎的认识）。故而在殷商时期，根本就没有“天子”的称谓。西周虽然建立了，但是在文字的使用上，还是沿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同时，在西周时期，与殷商一样，也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天命观。这时候的天，还只是沿用殷商时期的认识：“天”即“大”也，故而“天”、“大”、“夫”是同一字。何况，“天”是由“二”、“人”的组合字；“二”是我们现在的“上”字，因此“上”、“人”的组合字才是“天”，这才是甲骨文内“天”字的本意（许慎的认识是东汉时期的认识，“时差”已是千年以上）。
到了西周，“天”虽然还是“大”，但溶入了“最”、“更”、“极”、“好”的意思。于是乎，人们开始对周成王称呼为“天子”了。这虽然没有直接赞扬成王“有德”的字样，但意思是最好、最大……对民众有贡献的人。何况，“子”，在古代特指对民众有贡献的人（因而，殷商执政者们均为子姓——母系社会的必然：执政者必须是维护民众利益者）；在儒学兴起以后，定格而特指有学问的男人，是男人的美称。
诚然，“天子”一词，特指对民众有贡献的人，起源于西周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对成王的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肯定，无可厚非。然而，其进程就偏离了，正如《老子》一书的论断：“反者道之动”。
周康王  周成王之子，姓姬，名钊，为西周王朝第三代国王。

当成王将崩之时，担心太子钊不胜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康王即位之初，在召公、毕公辅佐之下，遍告诸侯，申之以文、武之业，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同时，先后平定东夷大反，北征略地，并且西伐鬼方。《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旧史家夸称当时「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他统治时期，天下安宁，民不犯法，刑措40余年不用，号称为周朝盛世——成康之治。康王死后，他的儿子暇即位，即周昭王。至此，周王室开始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