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误导
刘正山

　　作为研究纯理论的人，作决策建议的时候，往往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经济学家也是需要分工的。做决策建议的，纯理论研究的学者远远比不上搞政策研究的。比如，我所认识的钟朋荣，他对于经济实践很了解，做政策建议，就很内行。
　　然而，有些学者偏爱作非自己专长的活动，偏偏又喜欢夸耀。张五常就是一例。
　　当然，为了避免一些人的误解，我还是需要强调一下，我对张五常的理论贡献非常欣赏，有些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是，本文评论的，跟那些无关。
　　且说《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早就提出来了。如19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那本书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在一些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他的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得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言过其实。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简短介绍——当时3000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存款，数量级远远低于1992年的10000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那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大量抢购毛线！这次改革，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了后来的政治风波。
　　但五常先生不进行任何的反省，反而把一切问题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1990年，五常先生甚至“大胆”预测，中国经济九十年代必将大幅度下滑，少说也要饿死二亿人。现在已是2007年，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大幅度下滑”，人丁兴旺！
　　遗憾的是，五常先生找种种借口给自己打掩护。在2003年6月27日的香港《苹果日报》上，他发表的题为《佛老用不着耿耿于怀》的文章说：“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其一，弗里德曼（即五常所说的“佛老”）的货币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以失败告终；其二，弗里德曼对欧元的预测错了。五常先生辩解说，“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是的，你可以将问题和责任推到“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或者“佛老”做的决策建议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谁来承担？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决策失误比腐败带来的损失更大。五常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不敢妄加评论，请读者判断！（《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