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把中国分成碎块后纳入美国中心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激发了一种新的巨大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也同意。”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因此90年代，他们把新的支点放到了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欧洲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政府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是纯粹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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