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省，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宋哲元奉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之命，急率第二十九军前往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阻敌进犯。敌我双方于3月9日在喜峰口寨附近发生大规模遭遇战后，形成两军山地对峙态势。张自忠此时为前线总指挥。为了消灭敌人，争取主动，张自忠与前来指挥部的宋哲元、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师长)一起研究，决定从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中抽调出董升堂团和杨干三营趁夜从侧后偷袭敌营。是夜，这两支精锐部队由当地樵民、猎人带路，绕行山间小道，秘密接敌。董升堂团在喜峰口至潘家口之间狭长谷地中，迅速消灭在两个村庄宿营的日寇，并利用夜暗袭击日军炮兵阵地，消灭敌人炮兵一个连，焚毁敌辎重武器，大胜而归；杨干三营直奔董家口，先解决敌前哨排，尔后分路以猛烈火力袭击喜峰口日军，趁乱消灭敌人百余，并缴获部分武器。这次夜袭战，大长了前线抗敌部队的威风，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

    张自忠部与敌在长城一线较量四十余日，取得一次次的胜利。5月30日“塘沽协定”签订，战斗停止。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作为“守边大臣”，他在不战不和的境地中审时度势，加紧整训部队，他收编了一个旅扩编了两个新兵旅，淘汰了部分旧武器，设法装备了两个旅新武器，并给每连补充了四挺机枪、两门掷弹筒，每班增配两支枪榴弹。他还根据作战需要，毅然淘汰了在长城抗战中曾大显神威的大砍刀。通过整训，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也大有增强。

    1936年5月，张自忠又兼任天津市市长。当时在天津地区，同时驻著中日军队，天津市内又有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租界，情况极为复杂。张自忠曾拒任，由于宋哲元坚持不允，只得勉为其难”。在这段期间，他“迨主津政、忍辱待时”，“为人之听不能为”(周恩来《追念张荩忱上将》)，既不意气用事，又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坚守民族尊严。1936年夏，天津英租界英国巡捕毒打人力车夫激起公愤，张自忠令人通知数千车夫全部进入华界，一律不在英租界拉座。这个报复措施顿时造成英租界的交通困难。在英国领事馆向中国方面请求解决时，张自忠提出惩办行凶者，保证不再犯的要求。英领事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了条件。不久，又发生英商出口羊毛，拒绝纳税的事件，英国方面还搬出《辛丑条约》要挟。张自忠不吃那一套，他明文批示“不纳捐税，不准开船”。最后英商不得不照章缴税。此后，外商亦不敢强词逃税了。1937年3月，张自忠以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长身份，赴日本考察。考察之初适逢名古屋展览会开幕，张自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展览会对面有个伪满洲国办事处，建筑物上挂著伪满国旗。张自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因此拒绝剪彩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国旗，张自忠才参加了剪彩。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企图逼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返回中国后，同年5月英国领事馆在津举行宴会庆祝英皇加冕。在来宾席位的安排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当“最高来宾”。张自忠对此大为愤慨，他强硬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最后结果由张自忠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张自忠因此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平津局势变得极为复杂特殊，国内在战、和问题上斗争激烈。当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接到日军发出的要他和第三十七师撤离北平的“紧急通牒”，处于进退维谷境地。于是宋召开北平军政首脑特别紧急会议，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同时留一个适当的人在北平与敌周旋。留者是要担风险的，且此著实为末“金蝉脱壳”、“丢卒保帅”之举。会中，宋哲元数次注视张自忠，意欲由他担此重任。张自忠经过考虑，毅然站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被敌人包围的险境，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目前这个任务我愿来担，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宋哲元当即写下手渝，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不久，日军进入北平。

    此后一段时期，外界对张自忠非议颇多。当时盛传张“逼宫”赶走宋哲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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