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后,张学斌就坐上了中南财经大学电算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这年他23岁。在常人眼里,年纪轻轻已成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张学斌前途无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志得意满,反而觉得学校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生活。

    1987年,学校有一个派驻香港学习的机会,当时决定派张学斌去,但是要签5年的长期合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武汉到深圳,当时深圳给人日新月异的感觉,特区与内地的差别非常大,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时候盛行‘下海潮’,大学老师、公务员都下海经商了,大家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的希望存在,那种心理的向往难以抑制。”

    由于和学校的合约在身,身不由己,张学斌虽然非常向往特区生活,但还是选择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约。做出这个选择后,张学斌越发不喜欢学校生活,“大学讲师讲来讲去总是那些内容,我的导师教授了那么多年的课,同一本教材都已发黄了,只能教授陈旧的知识有什么意思”。

    另外,当时高校的体制也让张学斌感到非常压抑,“每周一都要学习政治,读报纸、念文件,人在这种环境里会很不自在,在学校跟别人比,主要是看写文章的数量,在这方面学校是有指标的,我学的是电脑财会,主要学习电脑程序,在这方面要想有所创新很难,我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体制,到社会上去,学有所用”。

    耐不住创业的冲动,张学斌的电算教研室开始在社会上承接一些项目做,“但学校的机制很不好,我们做项目获得几万元钱,最后自己能够拿到的只有几千元,大部分都被学校拿走了”,张学斌的心里不平衡,但为了履行完合同,还是坚持了下来。

    张学斌回忆到,其实从1986年开始,他就已经做准备要离开学校,到1991年,合同到期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学校。

    “学校后来给我发通牒,要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我也很坚决,当时想档案不要就不要了,分管工作的副校长找我谈了很久,希望能够回去,我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够把我的夫人也调到学校来,结束两地分居的历史,但我和夫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两地分居,而是一江所隔,学校没有同意。

后来学校看我离职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放我走了。”

    离开学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去深圳还是去海南?张学斌思考了很久,决定去海南,“深圳特区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还是新兴的城市,机会更多一点。”

    “海南机会的确很多,不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业,我太太在海南就是进了冯仑和潘石屹的万通房地产公司做财务,但我没有进这两个行业,而是去了海南罐头厂,大学同事当时讽刺我,去个什么鬼罐头厂。”

    面临机会的诱惑和同事的讽刺,张学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到基础行业做一下,根本无法掌握实际的管理经验,房地产和金融是虚拟产业,它的根基没有实业稳定。”

    他在当时已经看到房地产可能面临的危险,“海南是炒房地产,但没有产业做支撑,你想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实际的买房者,只是在房地产商手里倒来倒去,总有一天,资金链会承受不了,最终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后来海南大量房地产市场倒闭,大量的烂尾楼出现,海南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多年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元气,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波波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海南经济落在了后面。

    而海南罐头厂是当时海南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刚刚脱困,企业处在发展的上升期,对想学习真正管理经验的张学斌来说,无疑是个好去处。10年椰树

    海南罐头厂当时很有活力,机制比较好,国有资产承包经营,经营者参与分配。“一个企业有好的机制才会有发展,但当时罐头厂要全面发展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

    海南省政府将罐头厂作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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