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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