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努力实现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巧渡金沙江之前是红军长征在毛泽东指挥下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红军实现根本战略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以其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写下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笔"。在这里，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过去对张闻天这段历史不但人们不能获得全面了解，而且遭到严重歪曲，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起初红军一渡赤水北上到川南，是为了实现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急取四川赤化"的既定目标。由于敌情变化北渡计划不能实现，于是全军西折至云南扎西机动，此时毛泽东作出了回师东进奇兵制胜的决策。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毛泽东运动战的威力尚未在长征中得到充分显示，而另一方面红军本身的状况则如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因此从阵地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刚刚从博古接过负总责职务的张闻天配合毛泽东，作出包括精简整编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利用休整的时机，召开纵队干部会议，由他本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在长征途中成稿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历史文献本身，就反映有当时传达与动员战略转变相配合的这一历史特点。决议最后部分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至今保存下来的洛甫所记录的张闻天传达报告记录也显示了这个特点。报告一开头就说："五次'围剿'尚未粉碎，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最后指出"我们转移地区是为得打仗，不是避难搬家"。关于张闻天扎西传达决议，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有一条重要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历史表明在决议的精神武装下，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河，奋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很明显，其中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领导的配合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关于二占遵义之后的情况，过去误传较多，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

    笔记说，自他负责中央后开始有段时间是由他主持"经常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的，到二占遵义之后，因为看到毛泽东领导战争比较有把握，故曾"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但当毛泽东到前方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不久在中央一次讨论打鼓新场战役问题的会议上，发生大多数人主张打，而毛泽东坚持不打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他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了结论，就这样又一时重新"取消了毛的职务"。

    对于上述这件事，张闻天说当时自己的思想是"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所以"我只有服从多数的主张，才是正确的"，而"不了解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同时也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后来，部队在抢渡乌江之前，"毛泽东提议以毛泽东凋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说当时自己"也觉得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而"自己对军事又完全是"外行"'。因此对毛泽东的提议，"当时很赞成"，于是三人军事小组便正式成立。

    但是，笔记对于毛泽东误认为他在会理会议前煽动彭德怀、林彪反对毛泽东一事作了郑重声明，说此事连想都没想过的。他还说长征中自己一度由于感到负总责的工作不好做而曾经提出过想到白区去工作。但他"从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所要求他的自我批评是关于我所谓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事情。他回顾自己在会理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批评"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的，只觉得"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关于这一点是因为"鉴于博古时代过火斗争的错误，的确当时有此感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总的是支持和合作的，然而对他军事领导的信赖程度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加深的过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然而从实际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也是有一个摸索过程。张闻天的上述个人认识是符合这个过程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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