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立即离开北京去武汉和长沙，并留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秋冬两个季节。在这当儿，他的医生们发现，除去他已知的所有的病症——这其中包括褥疮、肺部感染、心脏病以及缺氧症（血液供氧不充足）——外，毛还患有罗格里格氏症，这是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精神失调症并诱发咽喉与呼吸系统疾病。医疗组估计他至多还能活两年。他们的诊断没有告诉毛。但他的日渐衰弱肯定已经使他自己明白，如果他打算对他接班人安排作进一步调整的话，最好是越快越好。 

　　决心既已下定，事情就办得很迅速。 

　　王的愚蠢导致邓的复出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使他成为了周的正常接班人。江青勃然大怒，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她带着她那一伙人对邓的外交政策发动了协调一致的进攻，直到后者站起身来拂袖而去。第二天，王洪文飞到长沙通知毛说，他是秘密地代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的，没有提及政治局其余人，因为他们可能与邓和周恩来的活动有关联。他们感觉张春桥更适宜领导政府而不是邓。宣称生病的周，正在与其他老干部领导人一起策划阴谋，创造一个篡权的气氛，就像１９７０年在庐山时那样。 

　　如果毛泽东需要他的指定接班人是个傻瓜的证据的话，王这回干的可是再好不过了。他受到一顿臭骂后被打发回去，还受到警告说将来再不可接受江青的误导。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毛的妻子在三次以上的场合中都试图劝说他，邓是一种不利因素，他应当转而提拔她的党羽。但适得其反，江青反而让毛更加铁了心。他决定不光要提名邓担任高层副总理，还得让他拥有党中央和军委的副主席职位，并进一步被确定为总参谋长。他确定说，江青有野心，她自己想当党的主席。“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他对她说，“你积怨甚多。”相反，他称赞邓是“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１９７５年１月初，毛的决定得到一次中央全会的认同，这是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从那时起领导层会议就不再由周或王洪文主持，而是由邓主持了。 

　　就所有这些暗示和提议来看，毛已然放弃了王。 

　　毛对江青彻底失望他还没有彻底放弃一个联合领导班子的主张。但是这位年轻的上海激进派在其中已经没有了位置：他表现得过于愚蠢了。江青同样出了问题。１１月在她派人送给主席的一份检讨中，她写道：“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毛表示同意。江是忠实的，但却野心勃勃，不够资格——而且好得罪人。毛曾有一次对如坠五里雾中的亨利·基辛格说，中国是一个穷国，但是“我们过剩的东西是女人”。如果美国想进口一些，他会很高兴的，那样他们那里就会出乱子，而让中国安宁起来。 

　　１９７５年１月，毛泽东已经绝无幻想，江青，是对于任何接班人的安排都是看上去有好处但实质上却会导致毁灭性结果的人，故而她在其中都是绝对不会有份的。 

　　四人帮排挤邓小平那么剩下的只有张春桥了。毛对张的怀疑是导致他一开始提拔王洪文的原因。然而，总得找个什么人充当邓的制衡力量。于是，张被指派为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主任。 

　　“文革”后的五年正式告一段落，并引导着毛泽东的思想转到经济上。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李先念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邓用去以下的十个月时间努力不懈地去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江青及其党羽阻挠他的努力，但是毛不为所动。 

　　批林批孔运动淡化了。周病入膏肓，已经不值得让激进派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了。 

　　相反，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注重政治思想的一个术语。但是毛泽东讥讽他们说，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宣称教条主义同经验主义一样恶劣，而真正成问题的是修正主义，其中就包括这二者。 

　　当年夏天是激进派厄运中的低谷期。 

　　５月末与６月，江青及三个党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都在政治局里作了检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毛获悉罗克珊·维特克，一位最具美国女性气质的汉学家，正预备在她本人约莫三年前进行的数次采访的基础上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而这种采访事先并未得到毛的授权。这又一次使他勃然大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他嘲骂江青说，“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康生听到了毛的话后，给这位主席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发现了江青和张春桥两人都是３０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的证据。但是没人敢递送这封信。康不久后便死了，周又当面对毛说起，毛只说：知道了。 

　　然而，江青清楚，毛泽东尽管如此行事，但她和她的激进派同伙们却是他可以相信的仅有的几个在他身后能够保持文化大革命火焰不致熄灭的人。他可能诅咒她，但他也需要她。 

　　９月，激进派发动了进一步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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