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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昕竹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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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家说，2005年是一个暖冬。但中国的经济学家恐怕感觉不到这种温暖。关于经济学家标准的争论越来越激烈，11月初，有媒体做了一项“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国内经济学家仅两人，更有12.5%的人选择“谁都不相信”。
这次“信誉危机”足以使每一位经济学家心底陡升寒意，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
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认为，这场争论实际反映了经济学家分工即将进一步细化
什么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到底应该做什么事？实际上，直到1995年，我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概念。我本人是学工科的，拿到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92年被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经济学理论，但两年后回国时，我对于经济学，包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很茫然的。
1995年，我又到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做访问学者。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人——让·雅克·拉丰教授。拉丰对我一见如故，可以说十分欣赏。他认为我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经济学训练，但对经济学非常有感觉，所以劝我做经济学研究。
而且，拉丰教授的经历也和我潜意识里的追求非常吻合。1978年，拥有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拉丰回到他的故乡法国图卢兹大学任教。1990年，由拉丰任主任的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成立。拉丰是经济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许多奇迹。20多年里，拉丰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将IDEI做成世界最好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纷纷来到IDEI，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想知道，IDEI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所。对这个原因的探求也激励了我，来到法国前，我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我们不一定要依托发达国家来实现中国的改革。
我跟拉丰做博士的这两年，许多过去不明确的东西变得明确了，而且也确实学了知识。1998年决定回国时，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逐步实现。
我回来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当时国内对于经济学家已经有很多诟病，就是在国内经济学家究竟是应该上天还是入地。上天就是阳春白雪，入地则是做政策研究。实际上，这两个方向走到极端都有问题，只做传统的经济科学研究，对改革的现实意义不大。但仅做政策研究，又缺乏和西方经济学家对话的平台。我的想法是，回国后建立一个桥梁把这两条路打通；另一个目的就是参与国内垄断行业改革，这也是我在法国主要的研究方向。
回国后，每一步都按计划很顺利地展开。首先是成立了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有了做事的平台，中心成立的目标，就是要打通主流经济学和政策的通道。回过头来看，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而且几年来，我们也参与了垄断行业改革，例如最近
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网间结算就是由我牵头做的。
虽然这几年做的事算不上轰轰烈烈，但2002年，我获得了世界银行行长奖，2003年又获得国家优秀出国
留学人员奖，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认可。而且，我们中心近年来在国际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这说明我们已经建立了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对话的平台。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研究水平的一个“试金石”。
可以说，我们既参与了很多体制改革的政策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经济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标准的讨论，并非表面上的道德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什么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未来国内经济学家肯定要进一步分工，其中一部分人将做纯经济科学研究，一部分人则做咨询。目前我国分工还没那么细，大家是什么都干，而外界也习惯于把经济学家的两种分工混在一起，一方面希望他做经济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做咨询和政策研究。
将来我还会按原来的既定目标向前走，但会在经济科学的研究和学生培养上投入更多精力。
张昕竹1997年毕业于法国图鲁兹第I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规制经济学奠基人让-雅克·拉丰教授，获经济学博士。他是我国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领军者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学专业外聘博士生导师。
2 学术兼职
先后受聘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科技专家委员会常委、商务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发展议程）专家咨询组成员等咨询职务，担任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国际刊物共同主编、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和Journal of Empirical Economics等国际刊物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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