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冰被捕后，关押在军法处的监狱中。他的被捕，震动了南昌各界进步人士。经过刘和珍、赵醒侬等革命战友的多方活动，加之公从舆论对蔡、李的抗议的遣责，1922年11月8日 ，军阀政府不得不将袁玉冰交保释放。八个月的囚禁生活，进一步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在后来专为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专为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岁又有什么价值？为了无数贫苦人们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牺牲，我也要甘心情愿的。”又说：“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被投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新江西半月刊》23年12月第6号）。话虽平常，却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为欢庆袁玉冰出狱，《新江西》出了一期专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撰写热情称颂袁玉冰。文章说：“我们迎冰冰的意义何在呢？我敢说：我们的欢迎冰冰的三种精神：（一）难迎他的牺牲精神，因为他是能弃一已的幸福来谋民众幸福的；（二）欢迎他的坚强精神，因为他是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三）欢迎他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能用科学眼光去观察社会害病的原因，……知道救济地的适当方法。”有的文章说：袁玉冰的行动促进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可见袁玉玉冰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革命士气的作用。

1924年春，袁玉冰革命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冬，因国内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所以袁玉冰奉党的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并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北伐军入江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7年初，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江西革命运动的领导，派他重回江西，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书记兼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和宣传部部长职务。此时的江西，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之际。蒋介石在1926年9月，指使陈果夫派出心腹段锡明、郑异，以考查江西党务为名，排挤在省、市、县各级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内任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并封闭国民党左派办的《贯彻日报》。袁玉冰面对如此激烈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5月，他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讲大会，向一千多名听众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四个专题的基本观点，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火焰；另一方面，他又遵照党的指示，恢复周刊《红灯》，并以此为阵地，大造革命舆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1927年2月13日，《红灯》周刊经过袁玉冰等人的积极筹划，终于复刊了。袁玉冰既是主编又是作者，他为复刊后的第一期写了《“红灯”的新使命》一文，他说《红灯》的新使命就是“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在袁玉冰的主持下，《红灯》周刊成了反击国民党新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袁玉冰还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出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的倾向，并及时撰写了《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文章深刻全面地分析了从全国到江西的革命形势，认为虽然北伐军已占领了近半个中国，但“此时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所统治着，即国民政府内，也是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也在横行无忌。”因此，他深刻地说：“我们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时离国民革命成功还远。”因此，他号召革命的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还长，敌人的力量还强，而我们自己的势力还太小，我们更应积极地向前进，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袁玉冰对革命发展形式的深刻分析和正确估计，一方面破除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鼓励人们信心百倍，勇敢向前；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些思想，对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反驳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对工农运动的责难，袁玉冰发表了《过火》一文（见《红灯》1927年2月27日第三期）。文章一开头京一针见血地严厉批判了“过火论”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接着又深刻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民众的势力只有工农群众。这次北伐军的胜利便是革命的工农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政府之结果。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北伐，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再向革命的工农运动进攻。”

为了更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右派，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中共江西区委与国民党左派一致决定，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打击段锡朋控制的省党部的行动，由袁玉冰和林修杰任总指挥。1927年4月2日下午，各路队伍按计划向百花洲进发，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这次斗争中，袁玉冰挺胸阔步走在斗争的前列。他就是这样，临难而上，不屈不挠，直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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