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西》杂志不愧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起到了时代喉舌的作用，受到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热烈欢迎。尽管它从出版的第一天起，就一再遭到反动当局的进一步步和迫害，但它流传的地域和影响相当大，不仅江西各地拥有大量读者，甚至上海、北京、广州、武昌等地也有所见，1923年，《新江西》虽然被停刊了，但是旅居上海、南昌的20余名江西先进青年，接过袁玉冰未竟的事业，又于同年十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继续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四）
1922年8月，袁玉冰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中学学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当时中国革命的许多精英都聚集在此。袁玉冰入学不久，就结识了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并很快成了好朋友。不久，经李大钊介绍，袁玉冰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袁玉冰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其从青少年时就立下的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甘抛头颅、洒热血，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1922年秋，袁玉冰虽然在北大求学，但他仍然坚持从事革命工作，和方志敏、赵醒侬等人一起，积极筹建南昌文化书社，以推进江西新文化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同时还成立了南昌平民图书馆。1922年底，袁玉冰又利用寒假的机会返回南昌，和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赵醒侬在一份报告中说：旧历史过了，“冰冰也由家中到省了，我们几个人的讨论结果如下：（一）组织‘民权运动同盟’，对普通人的宣传。（二）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为我校吸收新的分子。（三）南昌还在手工状态中，自后应在九江、饶州、丰城三个工业区内积极设立分校，吸收青年 工人。（四）南昌工人方面的活动，督促胡占魁去做。……”为了便于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他们又发起组织两个公开团体，一个是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个是吸收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参加的民权运动大同盟。通过这些组织，他们团结了更多的群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赵醒侬在他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两个公开团体之所以能顺利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袁玉冰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冰冰在省读书四年，在‘学问’、‘品行’上还能得多数青年的信仰。所以，只活动了一星期，把‘民权运动同盟’和‘马氐学说研究会’两个会都成立了”。（以上引文均见赵醒侬《关于南昌工作给光亮的报告》）也正是袁玉冰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频繁的革命活动，以及他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威望，使反动政府视袁玉冰为眼中盯、肉中刺。他们开始是派人向袁玉冰游说，许诺以公费送他东渡日本留学，企图以此收买袁玉冰，袁玉冰当即严词拒绝。当时的江西督军蔡成勋恼羞成怒，竟下令封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南昌文化书社，并以“煽动群众，反对官府”的罪名逮捕了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等人也被通缉。
袁玉冰被捕后，关押在军法处的监狱中。他的被捕，震动了南昌各界进步人士。经过刘和珍、赵醒侬等革命战友的多方活动，加之公从舆论对蔡、李的抗议的遣责，1922年11月8日 ，军阀政府不得不将袁玉冰交保释放。八个月的囚禁生活，进一步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在后来专为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专为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岁又有什么价值？为了无数贫苦人们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牺牲，我也要甘心情愿的。”又说：“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被投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新江西半月刊》23年12月第6号）。话虽平常，却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为欢庆袁玉冰出狱，《新江西》出了一期专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撰写热情称颂袁玉冰。文章说：“我们迎冰冰的意义何在呢？我敢说：我们的欢迎冰冰的三种精神：（一）难迎他的牺牲精神，因为他是能弃一已的幸福来谋民众幸福的；（二）欢迎他的坚强精神，因为他是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三）欢迎他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能用科学眼光去观察社会害病的原因，……知道救济地的适当方法。”有的文章说：袁玉冰的行动促进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可见袁玉玉冰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革命士气的作用。
1924年春，袁玉冰革命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冬，因国内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所以袁玉冰奉党的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并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北伐军入江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7年初，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江西革命运动的领导，派他重回江西，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书记兼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和宣传部部长职务。此时的江西，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之际。蒋介石在1926年9月，指使陈果夫派出心腹段锡明、郑异，以考查江西党务为名，排挤在省、市、县各级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内任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