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16、第17军部队，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系主任。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军事课程，还鼓励大家拿出战场上同敌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学习上遇到的难关。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就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同以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将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逼回到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格局。敌人一会儿毫无诚意地要求停战谈判，一会儿又疯狂地发起进攻。正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斗争复杂交错的情况下，杨勇接替因病回国的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

　　为了迫使侵略军早日真心实意坐到停战谈判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方案。杨勇到来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紧张激烈地打响。杨勇走马上任，经过对敌情和前沿地形的了解分析，杨勇请示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对敌作战的看法和观点。经彭德怀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周密的“金城战役”作战计划，决定以杨勇率领的第20兵团为主要反击部队，60军、54军和21军隶属20兵团指挥。这样一来，20兵团加上原有的67军、68军，共有5个军的兵力。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枪弹如闪电，炮声似惊雷，我军炮火向美李军蛰伏的阵地怒吼而去，我志愿军第20兵团由5个军组成的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从天而降，如三把钢刀般直插入敌人阵营，捷报像雪片一般飞来，敌人的前沿阵地460.3高地、728高地、522.1高地一个接一个被志愿军突破！志愿军又向纵深阵地挺进！73岁的李承晚听到前线不断失利的噩耗，亲自奔赴前线坐镇指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慌忙从日本东京乘机飞临金城前线，全力组织兵力反扑：天上派战机轮番轰炸，地面有几十辆坦克和大炮配合步兵的攻击。志愿军将士们在杨勇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十四个昼夜的激战中，击退敌人1000多次的疯狂反扑。

　　敌人遭到志愿军的重创，只得同意到谈判桌上去签字。1953年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先后发表同意接受停战，恢复谈判的声明。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相会在板门店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日，克拉克上将和金日成元帅分别于汶山和平壤在停战协议书上正式签字。整个金城战役，20兵团共计歼敌5.2万人之多，是预定歼敌数目的5倍多。志愿军在战斗中向前推进的169平方公里，在谈判中以条文形式得到正式承认。金城战役，是“打谈结合”的典型成功战例，也是朝鲜战争最后一仗。此后，敌人虽然绞尽脑汁破坏停战协议，但面对巍然挺立在千里边防线上的志愿军组成的铜墙铁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55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继续率领志愿军为朝鲜人民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和平保障。1958年10月26日，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杨勇，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杨勇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驰骋沙场大半辈子的杨勇，又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但注重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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