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阎红彦。阎红彦死后，又为阎红彦鸣不平，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一再进京，面见康生，直言忠谏：“文化大革命不能这个搞法！”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蛮横地诬陷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无中生有地咬定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铸成骇人听闻的“赵健民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交代他放手使用老干部；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

　　贾启允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委托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负责，由重回省委任副秘书长的我协助，代省委起草为阎红彦平反的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就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住不放的一个“罪证”。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根据对阎红彦的了解，听了多方面意见和对他死亡情况的调查，在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阎红彦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

　　197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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