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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生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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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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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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