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17日（农历 5月 21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月8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