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 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月9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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