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是一部用通俗笔法写就的历史著作，但其史学价值并不因此而稍减，作品展现了作者对近代史的一贯思索和研究。杨奎松先生就说过该书「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作者自己也坦言是抱著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的初衷，以期「条理自己的思想」，像拼贴画一般，「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导言）。

　　这是一部帝王传记。作者将其还原为「人」，一个普通平常的青年，「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但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很多乐趣，甚至还反倒是一件苦差事，只因他身上担负著「天子」的责任。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还不难敷衍上一辈子，可是他遇到的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这无可避免地注定了咸丰的「苦命」。

　　从1850到1961年，咸丰在位十一年，具体讲是「4184天」。「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内忧外患，遍地硝烟，使得咸丰如坐针毡，忙得不可开交。到了太平天国北伐军队打到河北、山东的时候，咸丰只求「苟安」了。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之前，他已经变得神经兮兮，狼狈逃奔热河，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甚至于「他死的时候，天下局势仍然大乱」（第343页）。应该说，咸丰本人不无努力过，可惜他用过的挽救危局的千方百计，换来的只是千姿百态的忧虑，「看不到一线生机，找不到一条生路」（第343页）。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近距离地再现了咸丰皇帝奕詝的悲剧一生。

　　一路读来，近代史上的一些谜团，豁然开解。如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咸丰频频调兵换将，甚至倾尽家底，但因为换汤不换药，导致局势每况愈下，最后不可收拾。「屡战屡败」而显出「朝中无人」的窘境，让咸丰深感困惑。作者于此点出，咸丰年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腐败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第85页）。腐败、落后陈旧的政体在重大的危机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不堪，不仅是上下级之间的管道不通，更是下级官员的阳奉阴违，敷衍塞责所致。咸丰百思不得其解，即便是两次下「罪己诏」也丝毫不起作用。慢慢地，「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第86页）

　　作者在叙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现了咸丰与曾国藩之间的「斗法」，并且解释了由于清廷的财政危机，由此催生「厘金」产生的原因。对于此，作者认为「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第132页）。

　　清廷上下在应对外交时所表现出惊人的迂腐僵化、傲慢无知。他们不知道时代已经巨变，仍然用旧的、过时的，更是不合时宜的观念来看待外部世界，与外国人打交道。对于所谓「华」、「夷」之间「礼」的可笑坚守，咸丰帝所关注、所坚守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第212页）。对于国际形势、外交惯例──甚至是英语──的茫然无知：「若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第234页）……一切一切，使得我方在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情境下，一次次错失良机，迭出混招，以至割地赔款，令人磋叹不已。

　　书的最后讲到了咸丰驾崩前后，围绕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惊心动魄争斗，结果自然是那拉氏慈禧成了「笑到最后的人」。从今天的时代来观察咸丰，作者给了这么一句相当精当、精彩的评语：「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第342－343页）但因为他是统领全国的「天子」，这一缺陷，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苦命的天子是与苦命的中国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如是种种，著者娓娓道来，读者难得不为之动容。《苦命天子》通过对一个身处其中苦苦挣扎，内心备受煎熬的平庸皇帝的描绘，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个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年代。难得的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失时机地插入自己不无创见的精辟思考和经验总结。以「叙」为主，「议」为辅，「叙」与「议」的协调交织，既保证了行文的流畅，同时不失思想的深度。

　　《苦命天子》让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汉学大师史景迁先生，以及他用生动的文艺笔法写成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康熙自画像》一书，以一个男人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去记录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其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欢乐与痛苦。「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在国际汉学界，史景迁先生正是以他将历史内容和写作技巧完美结合的实践，备受推崇。此外，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也是凭借其生动的叙事，而风靡两岸三地。黎东方先生所开创的「细说历史」体例，其可读性也是不逞多让。茅著在「好看」方向上的努力，与史著、唐著和黎著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一种新写作方式的尝试，要么暴得大名，要么默默无闻。《苦命天子》更接近后者。不是说没人知道，而是反应平淡，应者寥寥。这一点，恰与影视界泛滥成灾的恶俗宫廷剧、「戏说」历史剧等形成了鲜明对照，让人唏嘘。我们不难想象，咸丰皇帝如果出现在该类剧作中，将是一个远离国事困扰，安逸地享受宫廷的奢华生活，整天忙著应付后宫傧妃争风吃醋的天子形象。我们的历史剧编剧所受的历史学教育、历史水准且不说，他们关心的只是收视率的高低，因此重点在于投观众所好，就肆无忌惮地生编乱造。观众的审美趣味一旦被培养、固定起来，也就认定了这一种述说历史的方式。这样一来，两者便形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便愈演愈烈了。

　　《苦命天子》的所遭受的冷场，因此更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历史研究是继续局限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头，还是更应该让「历史」变得通俗起来，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知识，树立一种相对「正确」的历史观念。而不是被胡编乱造的「戏说」潮牵著鼻子走。通俗并不是媚俗，而是指著作的可读性，要生动、好看，既摈弃了多数专著的艰深晦涩，又自觉地远离低级和媚俗。正如茅先生在书的「后记」里所提到的此类「好书」的基本标准：「好书应当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让普通读者爱看的精品。」

　　在普及方面，影视界已经走在前头，如近期电视媒体所主办的《百家讲坛》栏目，选择一些普通观众所感兴趣的话题，请该领域知名专家开讲座，普及知识，拓展视野。获得了相当好的社会效应。同时，高收视率也给电视台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一点是值得出版界的人士借鉴的。

　　由此说来，历史工作者的担子可谓不轻。好在《苦命天子》十年前就已经先行一步作出了表率，「后来者」也应该快步跟上才是。 　　 　　 　　 　　

黄 勇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