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平行体制中的合作问题，这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所谓的辅政“八大臣”，指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还有额驸(即驸马)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八个主要大臣。就当时情形而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人为皇室远支宗亲；载垣、端华是两朝老臣，两人既是道光临终时的顾命大臣，又有辅弼咸丰之功；景寿为道光帝的六额驸；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为军机大臣，这个安排倒也还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载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1825年)载垣世袭怡亲王后，受到道光的重视并在其去世的时候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在咸丰朝的时候，载垣同样是位高权重，并继续得到咸丰的重用。不过，咸丰在热河龙驭过天的时候，载垣已经年老，八大臣虽然以他为尊，但具体的筹划反以当时年富力强的肃顺为核心。

说到肃顺，历史上关于他的传闻不可谓不多，不过大都是污蔑中伤之辞。有野史说，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到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有一天，肃顺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肃顺，见他盘辫反披羊皮褂(没钱买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点)，牵着狗在街头闲逛。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你这个样子，自视为何等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问:“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墨裕听了，后来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肃顺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远胜于墨裕。

事实上，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和慈禧同属一旗)，他出生于1816年，乃郑亲王乌尔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贵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端华便是其兄长。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也张扬，他历任过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所信用。在朝廷中，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相互倚重，煊赫一时。

有意思的是，肃顺的得势正好与恭亲王奕��的失势是相对应的，奕��失意之日，也是肃顺得势之时。应该说，奕��和肃顺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但两人的矛盾也是很深的。比如在对外事务中，肃顺是强硬派，奕��是主和派，两人的政见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肃顺和奕��在咸丰面前相争，奕��主和，肃顺主战，两人哄于御前而不能决。1859年，肃顺在与俄使北京谈判中，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不过话说回来，肃顺也的确是块做官的料，他虽然年轻时读书不多，但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内容词句。有人曾这么总结他的能力，说他“才浅而远见、学疏而有识”，博闻强记，行事果断；可惜的是，太喜欢拥权专权了。值得称道的是，在国内战乱频频的时候，肃顺力主平等看待满汉并重用汉人，当时*太平军的清军主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肃顺就在在朝廷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的时候，便受到咸丰的倚重，在随同北走热河后，这些人更是深得咸丰的专宠信赖。特别是肃顺，咸丰命他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名义佩管内务府印信钥匙，并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热河行在的一切事宜。换句话说，肃顺不但参与了当时所有的军国大事，就连皇家事务也归他管，俨然就是热河行宫的全权大总管。

咸丰最终选中肃顺等人为年幼的皇帝辅政，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肃顺等人和咸丰的政见相似，他们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对内主张使用汉臣并重用湘军等，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则思想保守，偏于强硬，不善于外交；二是咸丰认为肃顺等人办事果断，不讲情面，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证大清朝政的正常运转并*太平军起义等；三是 肃顺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者和皇室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掌握大权，他们也不可能对小皇帝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也就是咸丰最终放弃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而选用载垣、肃顺等人辅政的原因了。咸丰或许认为，如果将奕��拉进辅政班子的话，不但会危及皇权，而且会因为两派政见相左而内耗不休，结果反使得朝纲紊乱，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丰到热河后，由于身体虚弱，对肃顺最为重视。由于频繁召见，咸丰甚至允许肃顺平时身穿便服，并可随意出入行宫(因为他是大总管嘛)。到后来，肃顺竟然发展到连嫔妃也不回避的地步，这把宫内的一些人给惹怒了。

作为内宫之主的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随意出入行宫的举动极为不满，因为这不但有违后宫严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违男女之别的传统道德与礼制。但是，钮祜禄氏为人平和善良，她倒也没有将不满过分的表达，但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肃顺就对咸丰让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过不满，想必慈禧也有所耳闻。在咸丰一行人逃亡热河的途中，由于沿途准备不足，慈禧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状况非常差的车，她受不了路上的颠簸，只好三次向肃顺屈尊“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逃亡途中，山高路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烦的呵斥慈禧说“皇帝都要吃苦，你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种话很伤人，慈禧由此怀恨在心，而肃顺却并不以为意。

到了热河后，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北京的皇宫相比，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对后宫的生活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内的后妃们对肃顺都颇为怨恨。更气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丰提议将“看席”撤去(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谓之为“看席”)，以缩减开支，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遭到肃顺的反对，理由是非常时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严并显示政治的稳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骇，引起局势的动荡。联想起宫内的待遇和之前的恩怨，慈禧岂能不怒火中烧？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丰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传旨，将“皇后”(钮祜禄氏)改写成“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成“皇上”，并传知皇太后(即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肃中堂(肃顺)、皇上至灵前奠酒。

这个旨写得有点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驾崩后，皇太子立为新皇上，皇后成为皇太后，这都好理解，关键是载淳并非皇后所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当时是懿贵妃)的名号该怎么变的问题。

在明代以前，老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按例尊封皇后为皇太后；但要是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的话，那么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晋封为太妃而不能并尊为太后。不过，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欢心，尊原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由此开了两宫并尊之先例。

清朝的制度加强了两宫并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是要尊封为皇太后。比如清康熙帝继位后，尊原皇后为“仁宪皇太后”，而自己的生母则尊为“慈和皇太后”；雍正帝继位后也同样尊自己的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

因此，在尊奉皇后钮钴禄氏为皇太后的同时，本应该同样尊奉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即慈禧)为皇太后，这才符合祖制。但作为当时热河总负责人的肃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贵妃为皇太后，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还是有意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以示身份差别，这就不好说了。

由此，咸丰设计的这个权力平衡的八大臣辅政体制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危机，这也为随后的“辛酉政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