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杀害了杨靖宇后，把他的头颅悬挂在街头上，扬言南满的抗日联军全被消灭了，东北全境的抗日武装斗争也快要告吹了。

的确，这个时期的东北抗日联军，里里外外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越来越猖狂，抗日联军内部不断出现动摇分子和叛徒，甚至当过旅长的方振声也在杨靖宇牺牲的那个时候被俘叛变。加之，南满第一路军的群众基础也被严重地削弱了。

这一切，对第一路军政冶委员、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漏洞，存在着绝不可听其自然的严重缺陷。

他是严于律己又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优点的虚怀若谷的军政干部。他对我说，朝鲜同志在解散了游击区以后仍继续在东满、西间岛和朝鲜国内大力进行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希望听听我们的经验。

在游击区存在的时候，间岛各县是革命组织的天下。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自豪地在腰上佩着棍棒，打着儿童团的大旗，神气十足地嗷嗷喊着在大街上拥来拥去；妇女也都砸碎了封建的枷锁，团结在妇女会组织里投入了战斗，革命组织发动群众，群众奋然崛起，同游击队打成一片，沸沸扬扬，热火朝天地共同作战，共同种地，也共同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

然而，南满的游击队伍，却一直只偏重于军事活动的一面，而忽视了群众工作。尤其是游击区解散以后，把原在游击区积极抗日的人民群众都疏散到敌统区，再也没有关心他们，也没有想到打好新的群众基础。结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地被断绝了。

他们的军事第一主义倾向，在热河远征[10]时表现得最严重。所谓的军事第一主义，指的是只重视军事活动，只凭军事对抗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搞武装斗争，不能只重视军事。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支援军队，给军队补充兵员的广大群众做后盾，就不可能进行游击斗争。

我们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初期，只有几条枪，没有多少力量。但我们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抗日大战，抱着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壮志投入了抗日战争。当时，日本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和我们游击队的军事力量，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那么我们靠什么开始了抗日大战呢？我们依靠的是革命的群众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威力、道德上的威力、战术上的威力，是决心依靠这种威力去打败敌人的。

热河远征的冒险性，在于没有考虑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没有树立战术对策，只凭主观愿望，就离开自己的战区，与日军进行了正面对抗。

我们在解散游击区以后举行的南湖头会议和东岗会议，决定进行党的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把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改组为反日青年同盟，要挺进到鸭绿江沿岸和国内扩大国内武装斗争。做出这些决定之后，我们占据白头山地区，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并且把这个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国内的广大地区。这都是因为我们重视为军事力量做后盾的群众工作。

朝鲜人民革命军受到了这些组织的大力支援。那时候，敌人大搞什么集团部落，筑起厚厚的土城，把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隔开，严禁群众把粮食运出城外，连一把米、一缕线都不准外流。当敌人如此穷凶极恶，处心积虑地企图困死我们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支援，我们即便有钻天入地的天大本领，也是不可能坚持斗争的。

军民犹如针和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紧密相联，团结一致。

在南满省委召开的会议上，魏拯民决定将经过锻炼的游击队干部分派到满洲各地去，就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而采取的决策。

尽管迟了一些，他能够认识到过去的失策，决心克服偏重军事一面的过错，还是可喜可贺的。

他在密营里同病魔拼搏的时候，最费心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在人力物力上受到重创的第一路军重整旗鼓，怎样才能引导受到严重挫折的南满革命重新崛起。他展望着迟早要到来的大变革，认为必须树立有伸缩性的战略，并与之相应地改变策略，可是因为想不出符合形势需要的决策而苦恼。他想到的一个办法是，要同中国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实现军事上的联合，于是当年4月给共产国际发了一封信，之后一直焦急地等着回信。

从魏拯民致共产国际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苦恼。现将信中有关几段话转载如下：“……1935年秋以后,同中央的一切联系全被断绝，在得不到中央具体指示，收不到中央文件与通讯的情况下，四面受敌……我们犹如汪洋大海上的一只没有艄公的扁舟、一个双目失明瞎碰乱闯的孩子。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我们却如寄人篱下，蒙在鼓中……自与上级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屡遭意外的严重损失。”

魏拯民写信，为的是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知道第一路军的困难，为的是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积极支援。

然而，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期望是很不现实的。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对满洲实行不刺激日本的柔和政策；而中共中央则远在几千里之外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无暇顾及东北革命。

在这种时候他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支援，是同他相当一段时间脱离了军事政治活动，无法及时获得能够帮助他正确判断形势的客观资料，并且为重病所折磨，身心十分虚弱的情况有关系的。

他那么望眼欲穿地等待共产国际的回信，是因为他在信中殷切地提出要求，要给第一路军迅速补充必要的干部和军需物资。他认为，共产国际的支援，是第一路军重振旗鼓的唯一方法。

然而实际上，在派一个联络员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从哪里如何输送他所要的干部和军需物资呢？与其期待共产国际的无法实现的支援，不如先恢复被破坏的地下组织，加强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的人力与物力支援，这才是更切实际可行的方法。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开过小哈尔巴岭会议后，我去看望在寒葱沟密营养病的魏拯民。看到他面容清瘦苍白，我心中不禁阵阵剧痛。我的同志们告诉我说，魏拯民的枪伤总算勉强愈合了，但已成痼疾的老病又重新恶化，健康状况总不见好转。我觉得，在这个条件很差的密营里，就是维持现状都是很困难的。

魏拯民对我说，他胸腔里好像有个石块似的东西老往上拥，很难受。听了这话，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我母亲生前闹心口疼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过。

魏拯民尽管自己的病这么重，却把话题老引到游击斗争的当前课题和战略战术问题上去。我告诉他说，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我们已订出了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从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