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陈里宁显然很重视组织的重新重用。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写了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和信件。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戚本禹的爱护，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当时社会上针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很对立，一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左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他是反革命，篡改毛主席著作。唯独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精神病。

局势已经超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控制。戚本禹不得不考虑找个疗养院把陈里宁控制起来。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一家疗养院，不想陈里宁却死活不去，而且要求马上回湖南。而当时湖南正处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陈里宁若是回去，必定又成为被两派斗争利用的棋子。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戚本禹试图散发传单，号召不要因陈里宁影响大联合的方式来平息两派愈演愈烈的争斗。10月21日，负责公安系统的副总理谢富治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开会，会上对陈里宁的事件作了权威定性：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广宇获得平反并进了《红旗》杂志社，杂志社后来改名《求是》杂志。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此后，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呼吁，对陈里宁作出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宁回到长沙，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简陋的居所里，读书看报，每天散步，还考虑个人问题，开始征婚。他还记得以前有人向他求婚，于是给那些人回信。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