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伟大的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时，王稼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由于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清除干净致使伤口经常感染，高烧不止，有时甚至五六天都昏迷不醒。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马上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为王稼祥进行治疗。周恩来还嘱托李克农，要求他趁着与张学良谈判的机会，到西安采购一些药品，以供王稼祥治病所需。

1936年，在王稼祥就地治病期间，斯诺则正在陕北极偏远的保安进行着令他热血沸腾、终生难忘的红色采访之旅。他孜孜不倦地与毛泽东、朱德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实地采写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不断壮大十几年艰辛而光辉的成长历程，尤其是红军那举世闻名、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尓后，他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赶往与国民党中央部队交锋之地———宁夏南部的预旺县，不畏艰险进行战地采访。之后，又冒着炮火硝烟，返回保安，并从保安顺利抵达西安。最后，于10月下旬，满载历时四个月采访的收获和喜悦，悄悄回到了原出发点北平。在北平，他立即投入了激情澎湃的创作之中，为英美报刊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工农红军英勇壮举的真实的通讯报道，一时轰动了海内外。时隔一年之后，即1937年7月，他将这些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斯诺当时的红色采访涉及了那么多的党和红军的知名人士，且王稼祥又是当时居于一定要位的人物，可见，不采访王稼祥是不可能的。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之所以未对王稼祥进行报道，那是因为毛泽东特地对斯诺作了交待的。　

其时，毛泽东十分关心着病痛折磨中的王稼祥。为了使王稼祥能够得到安全彻底的治疗，毛泽东以他政治家深邃的眼光、特有的敏锐和细致，专门找到斯诺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三大主力会师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

经过数月的采访交往，斯诺这位热情求实、颇具博大同情心的美国年轻人，已经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然，斯诺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他赞许地点点头，郑重地对毛泽东承诺说：“毛先生请放心，我保证在出去以后报道的所有文章中只字不提王稼祥同志。”

在党和军队这温暖大家庭如此深切的关怀下，1937年初，由贺诚专程陪同，王稼祥经西安到上海，又自上海乘船至海参威，再坐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顺利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经过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自1933年至1937年长达四年多时间存于腹腔、始终折磨王稼祥的弹片和腐骨，终于完全被清除了出来。王稼祥的身体逐步恢复了健康，获得了新生。自此，王稼祥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忘我地投身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崇高事业当中。

　　“漏万挂一”的奇迹

也许，一些极其细心的读者终究发现：奇怪的是，《红星照耀中国》里还是出现了王稼祥！这真是天赐的某种戏剧性的一幕。不过，王稼祥不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在该书前面十几幅珍贵图片中的一幅照片中出现的。

这张惟一呈现王稼祥身影的照片，是王稼祥与其他一些领导人横排一行站立而拍摄的集体合影照。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1931年11月7日，瑞金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七名委员。由左至右：（佚名）、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其实这样一来，反而多多少少对当时特殊原因下“遗漏掉”王稼祥的情况，作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补记，从而令人感到十分的欣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于这些历史照片，斯诺在1968年该书的《再版自序》中，于文尾特别郑重地给以了说明：“对本书所提及的人物特别是毛泽东谨表谢意，感谢他们的帮助并允许我引用他们的陈述及照片”。

《红星照耀中国》没有提及王稼祥一事，到此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极具喜剧性的隐秘事情足见：毛泽东专意要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不报道王稼祥的妥善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团结友爱亲如兄弟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体现了党和军队领导人对王稼祥的关心和爱护，体现了毛泽东的非凡智慧和伟人风范。

建国后，王稼祥不负重望，先后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党的八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光辉奋斗的一生。

（摘自《世纪风采》2007年第4期李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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