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名扬全球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凡是读过的人们都知道，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当时第一个秘密寻访苏区的外国记者，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之后，在书中用细腻的笔触写到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领袖人物，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徐海东等，多达几十余人，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真实及时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产生了广泛、久远的宣传影响作用。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这部宏篇巨著里竟然觅不见当时在党和红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的踪影！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祝捷大会上负伤

王稼祥，安徽省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党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后，任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苏区遍访中共中央知名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及许多红军指战员期间，斯诺怎能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且是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曾经投过“关键性一票”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的王稼祥遗漏掉呢？其中原因何在？

当然是事出有因了。这还得从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祝捷大会上负伤的事情上说起。

1933年4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同时庆祝这次来之不易的胜仗，总政治部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乐安县以东21公里处的谷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总政治部秘书长萧向荣、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以及到前线来慰问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数十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在周恩来作报告的时候，国民党军飞机对会场进行了突然袭击，疯狂地滥施轰炸。

王稼祥当机立断，迅速组织同志们进行必要的疏散和隐蔽。当他奋不顾身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转身隐蔽时，忽然，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他不幸身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中，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周恩来等马上请时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的贺诚前来急救。经检查，发现王稼祥腹部多处中弹，腹中存有许多炸片。可想而知，他需要多大的毅力来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的折磨。后来，王稼祥咬紧牙关忍着剧烈的疼痛，让医生用电动磁铁吸取他身上的弹片。然而，有些打进肌肤深处的碎片，限于那时那地较差的条件，却无法一一都取出来。

送瑞金后方医院治疗未痊

为不延误治疗，贺诚建议当即送王稼祥到瑞金后方医院作进一步的治疗。在那儿，几位会诊大夫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治疗中。经诊断知，王稼祥的伤势很重，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打通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穿孔感染，会引发弥漫性腹膜炎。因此，按常规，必须在负伤6小时以内手术，缝合升结肠的穿孔，才能避免腹腔感染。

当时的瑞金后方医院还没有x光机，无法搞清残留弹片的情况。情急之中医院想办法通过上海地下党搞到一台x光机，派一个营专门到封锁线接应，运到了苏区。照了x光后，看出弹片在右肠骨窝上。当时王稼祥已经右下腹局部患有结膜炎，右肠骨脊内侧有脓肿。由于当时只切开进行了引流，未能将弹片刮出来，腐骨未清除，所以一直在流脓，只好天天更换绷带。总之，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王稼祥的伤病难以治愈，给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

即便这样，王稼祥仍然以超人的意志经受住剧痛的折磨，顽强地踏过了艰苦卓绝、荆棘丛生的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胜利到达了陕北。在1935年1月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又抱病忍痛发表了重要讲话，投了支持毛泽东的最关键的一票。这样，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派人护送到苏联彻底治疗及隐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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