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
　　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王稼祥在１９４１年９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的发言。他说：“中国党过去的思想方法论存在着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王稼祥１９４３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章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还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