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不完全是这个因素，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从事捐助、赞助的惯例都会签协议，有监督权。包括地震捐赠，都有协议，都要监督的。至于我去不去监督，就得看情况了，一看你们发布的报告弄得挺好，我可能就不一定查账了。我要觉得不放心就去查。也有一点点不放心，这些年来，足协给人的感觉，执行能力，管理能力都不是很到位，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我们的惯例。

　　新京报：如果万达是因为有高层领导介入才拥有这些本应该拥有的权利，是否反证了足协的不职业、不专业？

　　王健林：足协当然需要改进，这些年一直搞得不好，这不是高层领导介入的问题，社会早就有评价。搞得好，怎么会好几任主席都被抓进去了呢？必须承认，足协过去确实做得不够好。

　　新京报：足协的能力是否达到了万达要求的水准？

　　王健林：我们是几十年历练下来，才到现在这个份儿上，他要想达到我们的水平，我觉得比较难。

【执行】

　　规避腐败 亲自抓球员筛选

　　对青少年球员的培养，是王健林这次合作的重点。具体执行中，万达要求拥有留洋小球员的部分所有权，王健林解释说，这是为国家队做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在选择留洋球员时，万达直接负责，目的就是防止暗箱操作。

　　留后手 为国育才

　　新京报：万达要求拥有留洋小球员的部分所有权，目的是什么？

　　王健林：这只是一种保护性条款，到时候怎么样再看了。虽然从几方面抓青少年，但竞技体育还是看成绩，如果成绩不好，老是在亚洲三流、二流，热情和各方面都持续不了的。只有成绩好，才能刺激运动更好地发展。现在乒乓球、羽毛球，就是良性循环。我觉得足球也该走这条路。

　　除了抓联赛、抓青少年、请教练，我还做了一个后手准备，花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送百八十个小孩出去。如果将来100人当中有5个能在西甲踢球，这些人如果参与国家队，那也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我就是想从长远角度为国家队培养后备人才。我的判断是，最近一两年不会出好苗子。好苗子应该是三年以后，前提是社会对足球关注度提高，踢球的小孩逐年增加。

　　新京报：就是说真的有了这些小球员的所有权，也没有想好怎么用？

　　王健林：这个没想那么远，其实我主要是为整个国家队着想，到那时候再商量。如果说青少年运动全国开展得都很好，我们这个所有权就不一定有价值了。

　　新京报：如果不拥有球员所有权，会担心他们归属某些不负责任的机构吗？

　　王健林：对。我们为什么要拥有所有权，说穿了就是负责任。为啥我不让别人插手？目前社会腐败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次不请中国教练选小孩，我跟负责培训的俱乐部签合同，跟他们讲，我给你组织10到15个城市，提前通过足协发通知，号召大家报名，由我们请的专家来选。这个程序，就是规避一些腐败行为。如果不是独自操作，就担心有些人会在里面搞名堂。

　　通过打假打黑才知道，进国家队要花钱，上场踢球要给教练送钱。这怎么能行呀？这个保护性条款也是对小孩负责。我们选的小孩，跟俱乐部有交代，要有适当淘汰率。走时跟家长要讲好，要签协议。如果不努力到那边去混，那留他干什么呢？一年的经费多则八九十万，少则六七十万，这比到英国读大学还贵，所以，要花得值。

　　看未来 提高预期

　　新京报：足球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健林：现在我们讲“管理通胀预期”。我预期这个要涨，再怎么也要投钱，预期这个不好，肯定就不买。买涨不买落，放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是这个道理。预期不好，家长觉得我培养小孩挣不着钱，也没有出息。所以就没人干这个活儿了。我就想，我们至少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都有几十万人踢球，现在只有一万人，这肯定就完了。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提高人们对足球的预期，这个事就成了。

　　新京报：按一般规律，如果赞助1元钱，至少还需要2元钱的后续推动才能保证赞助的效果。万达是否会考虑加大后续推动力度？

　　王健林：这个不一定。真正的足球搞上去不是一比二的问题，可能得要一比十，可能还要更多才行。像目前中国的联赛、青少年培训要搞好，整个一年在这方面的投入，我估计至少要在两三百亿才可以的。我自己判断，每年全国如果真正衡量这个运动弄不弄得上去，可能要超过两百亿的直接投入，算上间接费用可能得四五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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