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在经济上有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但外国资本发展速度超过民族资本，而且加速发展官僚资本，逐渐形成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集团（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国民党政权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弃置不顾，没有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关系继续恶化。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仍然奉行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集中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同时，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一年鏖战后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此，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调整内外政策的表示，宣言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蒋介石仍然企图消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中共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国民党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的自卫方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南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协议，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军民团结御敌，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一些反动条例，召开国防会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国内出现了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新气象。

在全国军民奋起御敌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调动上百万军队，负责正面战场的防御战，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作战，阻击了日本侵略军主力，打乱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在宣言中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抗战初期的国防参议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两百人组成。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大会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表明国民党要坚持一党专政。在实际上，他们始终不肯改革腐败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坚持独裁统治政策，不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他们还幻想并等待英美等国“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之下，一年多时间，华北、华东、华中和沿海的重要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以四川重庆为大本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蒋介石国民党虽继续抗战，但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部署对日继续防御和对部队的整训，同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  党政军指挥，由蒋介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