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孙科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选择回到台湾“拥蒋反共”而非重返故里，实乃不理智之举，颇令世人惋叹。

　　1964年由台湾出资，在美组织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并推举孙科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来往机票及餐宿费用均由该会负责。从此之后，孙科与台湾官方机构重新建起了联系。孙科有意返台，蒋介石也有心欢迎。于是，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热诚欢迎，场面之盛大令孙科潸然泪下。从此，孙科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投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孙科抵达台湾次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专程从台北乘专机前往高雄蒋介石官邸拜谒。自1949年广州分手，十六年后他们在台湾相逢，过往旧事已如昨日烟云，彼此相见甚欢。蒋介石设午宴招待孙科，饭后并邀同车到外面游览风景。游览后，蒋亲送孙科回左营军校寓所。蒋介石还将自己曾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给孙科及其家属居住，该住所是日式平房，花木扶疏，清静幽雅，孙科在台一直居住于此。

　　孙科承蒙蒋介石以礼相邀，便积极投桃报李。一周后，台北举行“华侨救国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幕典礼上，孙科发表了返台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明确表示全力拥护蒋介石。半个月后，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大会上，孙科再度吹捧蒋介石，抨击中国共产党。

　　返台后的孙科在许多重大场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这些均被蒋介石一一看在眼里。1965年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9月1日，蒋介石又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从此孙科又名列台湾党国要人之列。虽然“考试院”院长只是一个闲职，然对于年已76岁的孙科而言，已心满意足了。

　　在蒋氏父子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孙科以衰老之躯，积极发挥“余热”。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寿辰之际，孙科特撰文《总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为蒋介石祝寿，颂扬蒋介石“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不竟的事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其事母孝，对国父忠，于国家民族则显露出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凡蒋介石寿辰，孙科都要撰文祝贺。他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表自己的心得。孙中山的人口政策、“土地涨价归公”问题，他都阐述得条分缕析、合情合理。但他所阐述的只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而不是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在台湾，孙科的另一主要活动是主持和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1周年，位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恰于此日落成，蒋介石出席落成仪式，宣读纪念文，并于同日批准孙科等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不久，由孙科领衔，王云五、孔德成、张知本、陈大齐等1500多人联名发出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表现出孙科等人对恢复葆有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强烈关心与责任感。

　　在孙科的主持和推动下，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文化复兴运动”机构，并在总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随即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华古籍，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孙科晚年还有一项活动就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他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如1967年实行的“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位公务人员任用法”、“后备军人转任公职考试比叙条例”，1969年颁布的“聘用人员聘用条件”，“派用人员派用条例”、“政务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等等。这些法令及条规对台湾行政机构人事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9年8月，孙科应韩国邀请参加韩国国庆纪念，在韩国访问了十余天，并被韩国中央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科返台后，以台湾官方身份出访的仅有的两次。1970年4月，孙科应当年就读的母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母校建校102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校方选为外籍优秀毕业生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学颁授的哈斯国际奖。随后，孙科重游美国旧地，对嬉皮士运动蔓延青年间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见美国嬉皮士青年的某些反叛行为表象，认定这场运动具有“复古”的形态。

　　1970年孙科已年届80岁，这是他返台定居再任公职的第五年。10月17日是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八秩双寿日，王云五等发起筹备孙哲生博士学术基金以为祝寿，蒋介石夫妇等台湾政要2000余人亲往孙科住所致贺，宾客络绎于道。台湾60多个团体并为孙科发起祝寿晚会，假中山堂“光复厅”举行，场面之热闹，为孙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进入1970年代后，孙科继续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配合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孙科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临时会议，就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一事作出两项决定。孙科在开幕词中强调“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表示要坚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决心，与蒋介石保持完全一致。

　　1973年2月5日，孙科邀台湾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到其住宅，将一大包文件郑重转交黄。孙科对黄季陆解释，这包文件是不久前从香港带来的孙中山生前给他的家书、手令等真迹。孙科说，他要有一个交待，请黄代为整理，并全部送交国史馆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桩心愿。这包文件共有五类：孙中山手令遗墨25件，孙中山致外国友人英文信6件，中山先生手绘民生主义图说一件，中山先生致孙科家书4封，孙科与各方函电一束。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3日，孙科因胃部不适前往台北荣民总院治疗，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再入住荣民总院，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院，享年83岁。

　　孙科逝世时，蒋经国等政要也在场，蒋经国等亲自参加孙科遗体移灵活动。次日，蒋介石特颁治丧令，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蒋介石夫妇合送黄色菊花所缀成十字架一座以致挽，宋美龄出席瞻仰了其遗容，蒋还特派严家淦、蒋经国等主持治丧。

　　9月29日，台湾当局为孙科举行了隆重的主祭大会，除蒋介石夫妇未到场外，台湾全部政要自严家淦、蒋经国以下数千人参加了治丧典礼。一年后，1974年6月1日，孙科灵柩从台北殡仪馆移至阳明山双重溪墓园，入土为安。孙科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活跃于中国现代历史数十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从此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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